top of page

2-4 Hardship and Deprivation

艱困環境中的修行

離開烏汶府後,阿姜曼與隨行的比丘與沙彌眾前往色軍府沃里查普區的班南拉村,這一年的雨安居阿姜曼便是在這裡度過。班南拉村的村民們真是萬分高興,因為村民們知道阿姜曼將會帶來平安與寧靜。每位村民的心情都相當激動,但不是缺乏自制的狂喜狀況,他們處於一種已準備就緒而機會終於來臨的狀態。村民們已經放棄了鬼神信仰,他們需要阿姜曼教導正確的戒律與適合在家人的修行方式。在阿姜曼見證下,全部村民虔誠皈依於佛、法、僧三寶。

這一年雨季結束後,阿姜曼又開始四處遊行,他走到烏隆他尼府的農布蘭普區和班夫區一帶。下一次的雨安居,阿姜曼是在班可村度過,再下一次雨安居則是安居在廊開府的塔博區。這一二年間,阿姜曼都是在烏隆他尼與廊開府各地遊行。

 

如之前所說,阿姜曼大多居住在城市之外。那時的泰國只要離開城市,便是低度開發的地區。零星的幾個村落座落在荒野之中,這樣的環境方便行者修習各種頭陀行。一些地區還有著大片的原始森林,動植物生態豐富且多元。在森林裡行走時,比丘不時聽到各種動物的聲響。尤其在夜晚,昆蟲與動物的聲音更是此起彼落,不絕於耳。這些聲音是大自然對我們人類的提醒,世界並非是人類獨享,還有許多有情與我們共享這個世界。

這些叫聲並非禪修的障礙,因為對人類而言,它們不具備特定的意義;但人們的聲音就不是這樣了,不管是閒談、唱歌、喊叫、或是歡笑,這些都帶有特定的意義,這就是為何人類的聲音會對禪修者造成妨礙。比丘們特別會受到異性聲音的干擾,如果禪定不夠堅固,專心於業處的狀態將會輕易被破壞。

我這樣說的意圖並非要批評女性同胞,若有誤解,我先向女性同胞們道歉。其實,我這裡指責的是那些失敗的禪修者,我希望他們趕緊提起正念對抗外境,千萬別逆來順受地接受外在聲音的擺布。這有各種方法,禪修者必須一一嘗試之。或許,這也是比丘們喜歡遊走於山林的一個原因。山林環境讓他們避開干擾,能夠以一切力量修行,直到達成梵行的終極目標為止25。阿姜曼正是如此,他終身都樂於身處山林,也在山林之中證悟正法。之後,阿姜曼便教導弟子眾他的修行方式,好讓這個森林修行法門重獲世人的重視。

 

阿姜曼曾以疾病來為他的修行方式做譬喻。若疾病有輕重之分,那麼他的禪修方式肯定是一種死亡率極高的重病-那無疑是一種身體與心理的酷刑!阿姜曼每一天都在修行,每個時刻內心都保持著警覺-這與一些比丘的生活形成了相當大的對比。會如此嚴厲修行的部分原因是,阿姜曼早期仍無法對抗心中強大的貪瞋癡。只要幾個瞬間失去正念,貪瞋癡便會冒出心頭,奪取心的主控權。若還不警覺,它們會緊纏住心並製造出一個個的麻煩。再放任下去,它們便會建立起據點,那時要攻破它們可就不容易了。所以阿姜曼不鬆懈,他總是保持警覺,煩惱賊一出現他便擊退之,不給它們任何可趁之機。

阿姜曼始終維持著高強度的修行方式,直到他證得一個足夠高階的果位。在那之後,阿姜曼稍微把強度降低;同時間,阿姜曼發展出適合教導弟子的特質-他的心更為靈活與輕巧。也是從那時候起,阿姜曼的名號傳遍整個東北,所有的居士、沙彌、與比丘眾都希望能見到阿姜曼,更希望能聽聞到他的教導。阿姜曼知道人們的需要,他沿途教化各地的四眾弟子。漸漸地,許多人是特地前來拜見阿姜曼。這些外地來的信眾人數眾多,時常超過當地村落能夠負荷的數量。於是,這些來訪的信眾也是阿姜曼需要考慮的事項,尤其是一些女眾與比丘尼的安危。在那個年代,村莊外面便是一片荒野,荒野內可是住有許多會攻擊人類的老虎呢!

阿姜曼有一次住在烏隆府班夫區靠近班納米納揚村的一個洞穴,那附近經常有老虎出沒,絕非是一個可讓訪客安全過夜的場所。阿姜曼委託當地居民建造了一個高聳的竹製平台-這讓老虎們構不到在上面睡覺的人們。此外,阿姜曼禁止訪客在夜間回到地面,他請訪客們攜帶便壺,夜間不再使用廁所。阿姜曼也不讓訪客們長期居住,幾日後他就會請他們離開。那裡的老虎根本不害怕人類,一發現有旅人落單,老虎便會展開攻擊,女性同胞們尤其易受到老虎的攻擊。

阿姜曼也曾經與那裡的老虎有近距離的接觸。阿姜曼每晚都會經行與禪坐,有幾個夜晚經行時,阿姜曼明確看到一隻大老虎出現在他步道的附近。那隻老虎應該是在觀察當地的水牛群,而阿姜曼的紮營處就位在牠的路徑之上。雖然阿姜曼仍在來回經行,但那隻老虎一點都不受影響,牠專心觀察著水牛群的動向。感受到老虎的存在,野生水牛們本能地往人類村莊靠近,牠們希望老虎會避開人類的居住地。然而,牠們的心願並未達成,因為即使看見阿姜曼走來走去,也不見老虎有任何退縮之意。

 

接受阿姜曼訓練的比丘們必須做足準備,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死亡是其中的一件,畢竟他們修行的地點充滿著危險。比丘們也得放下一切自傲、自私自利的觀念,他們必須與同修們和諧地生活。比丘們遵守共同的規範,互敬互重且互助,如此才能創造出一個和合共住的僧團。身處在這樣的團體後,比丘們的內心就可體驗到一定程度之輕安,心中障礙減少,能快速發展出禪定。

若有比丘更進一步,刻意選擇在危險或物質匱乏的狀態下生活-譬如是遠離人群的荒野。在這樣的環境下,行者將會專注在每一個當下,他應該能夠比一般比丘更快通曉禪定,並大大縮短證得任一道果所需要的時間。面對不確定的外在環境,行者需要以正念與智慧處理每一件事,他的內心會更加篤定,更加趨近於法。我們可以用某些囚犯的狀態來為這樣的行者做譬喻-當監牢隔絕所有外境後,囚犯只得專注在自己的內心之上,他必須盡一切力量讓自己活過每一天。當然,危險與匱乏不是修行的全部,行者也需要老師在他走偏時給予提醒與導正。總之,若有比丘在危險與匱乏中精進修行,他將見證自己不可思議之進步。

森林的夜晚是最令人感到恐懼的時刻。為了要面對恐懼,比丘們會走出自己的小屋,在森林夜晚時分經行。誰會先認輸呢?如果恐懼敗下陣,那麼比丘的心將獲得力量並體驗到一定程度的正定。

若是自己的心落敗,那麼超乎想像的恐懼將會出現。處於這種狀況的比丘會感覺自己既發熱卻又渾身發抖、大小便快忍不住、肺部吸不到空氣。能夠助長恐懼勢力的莫過於虎嘯聲了。在荒野中,虎嘯聲可能會從各處傳來,或許是山腳下、山脊上、或是另一邊的平原傳過來。然而,被恐懼擊敗的比丘聽不出這些聲音的差異,他心中只會想:老虎要來吃我了,老虎要來吃我了!

一個獨自在森林夜晚經行且被恐懼擊敗的比丘,腦海中當然只有老虎朝他直直前來的畫面;他沒考慮過荒野如此廣闊,老虎極可能會往別處走去。比丘會在腦海編導著老虎如何慢慢地走到他的營地、並撲向這抖個不停的比丘的畫面。比丘忘記自己的禪修,內心全被恐懼佔據,他會像唸咒語一樣地唸著:「老虎就要來了,老虎就要來了!」

這種負面想法只會加深比丘的恐懼,既對自己的處境沒有幫助,還會讓心中的法加速瓦解。若就這麼湊巧,老虎真的走到他的營地,那麼他最好是已被嚇到腦筋空白、完全無法移動;否則,令人遺憾的事情可能就要發生了。

 

行者若還有這種負面想法是該受譴責的,它勢必會在某方面造成傷害。面對恐懼的正確做法是,行者必須把心安定在某一個業處,任一業處皆可,但「念死」是最恰當的。處於這種情況下,行者千萬不可讓心隨意向外攀緣,否則腦海想像的各種危險會在此時此刻欺騙你。

不論發生什麼事、不論生或死,行者的心都必須凝聚在平時修習的業處上。要知道,任何狀況都不會讓一顆已皈依正法的心驚慌失措;在面臨危險時,已準備好的行者甚至能徹底發揮出心的力量,表現出自己都無法想像的英勇行為。阿姜曼就是這樣教導他的弟子。阿姜曼告訴弟子們,若欲建立起牢固不破的修行,他們必須能犧牲一切-身與心都包括在內。除了心的業處之外,任何事物都可以放下。無論發生什麼事,都不必干涉,放手讓業果自行發展。凡出生者必有一死,這是世間的必然。抗拒死亡既不切實際,又會讓行者看不清自然運行的道理。

阿姜曼教導,比丘必須在面對死亡時仍保持勇敢與堅決。阿姜曼會特別指派弟子們到荒野中獨自居住,荒野中的猛獸一定可讓弟子們體認出修行的價值。荒野這種場所,最能促使行者發展禪定與智慧了;其中,老虎更是能快速激發出我們心中的正法。若在聽聞佛陀教導之後,人們仍是一副無所謂、不肯相信的態度;那麼,老虎絕對可以教導人們何為敬畏-每一個人都知道老虎有多麼兇猛。

戒慎恐懼是一個相當有效的方式,它圍堵了心,逼迫行者只能專注在正法上。修行中的行者就該以恐懼作為修行的助緣,在恐懼中修行直到正法生起。等到正法生起後,我們自然會對佛陀、對教法保持敬畏。獨自面對重大危險時,我們心中蟄伏的定與慧將被喚醒,它們將發揮出它們的功用。

一般情況下,沒有受到逼迫的心會開始放逸,它會累積許許多多的貪瞋癡,直到無法運作為止。貪瞋癡讓我們懶散、讓我們忘記自己是誰、讓我們忘記死亡這回事;老虎則是一帖能夠移除煩惱毒害的良藥。只要不再受到煩惱之毒害,我們在任何狀況下都能輕鬆自在,因為心已將重擔卸下。

阿姜曼強調,比丘必須到可以激起恐懼之處禪修,安全處所不是修行的好所在,千萬別去安逸場所修行,那是不會有成就的。除無成就外,貪瞋癡還可能讓行者走入岔路,讓他迷失於荒野中。想回頭卻又找不到正確的道路,那真是十分遺憾啊!

阿姜曼向比丘們保證,除非他們生活在一個能迫使心向內凝聚的危險環境,否則他們會發現心不易平靜,禪修是一時好一時壞,無法穩定發展。相對地,只要比丘居住在一個危險環境,他必會發現自己的禪修明顯進步。因為比丘會發現正念-那能引導行者前進方向的工具,總是時刻不離自己的身邊。

一位以超脫諸苦為志向的行者,不論遊行與居住的環境如何,他絕不會向恐懼屈服,再多的老虎都不能動搖他的志向。在生死存亡之際,行者的心只需保持在正法,千萬不可往外境攀緣。要知道,我們的身與心即是正法的居所,身心之外是找不到法的。不論情況有多麼危急,只要察覺出身心中的正法,行者立刻便能振奮起精神,心中充滿著平靜與一無反顧的剛毅。生或死不是我們該擔心之事,除非是死亡的業果已經臨頭,否則行者絕不會死亡-腦中的各種想法無法決定我們的死亡。

 

阿姜曼說過,他的修行幾乎完全仰賴於生活環境之危險,而這就是阿姜曼會時時提醒弟子們果斷面對危險的原因。阿姜曼不建議弟子們憑藉含糊不清的口號或概念修行,譬如一些人說過的「與生俱來的佛性」-這種概念虛幻不實,與實際修行毫不相干26。阿姜曼強硬的訓練方式,讓弟子們有機會在最短時間內證悟道果。相比之下,憑藉所謂佛性概念的世間修行方式,通常只是一道懦弱人們用來進補的心靈雞湯-那些雞湯更有可能會壓抑、而非激起人們的正念與智慧啊!

 

若說一位比丘具有信心,這意味著「法」就是他生活的保證書。修行對他而言,就是如何依照「法」而出生、生活、與死亡的過程。至關重要的是,比丘必須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冷靜。身處危險地方時,比丘必須勇敢接受死亡。不管面前是怎樣的危險,比丘的心必須一直處於正念下,並且完全專注在自己的業處上。假設有大象、老虎、或一條毒蛇將要攻擊他,但若比丘已決意為佛法獻出性命,他不需在意這些野獸,而野獸們也必定不敢傷害他。由於放下對死亡的恐懼,比丘將覺知到自己心的力量,他甚至可以毫無畏懼地走到野獸的面前。比丘不會讓這些動物生起敵意,從心中發散出的慈悲光芒將能驅走任何的危險。

身為人類,我們能在心中察覺到法,也能讓心靠近法,動物們則缺乏我們的這項能力。因為這個差異,我們的心能夠對其他動物產生極大的影響力。動物是否知道此事沒有差異,我們的心就是擁有一種能舒緩牠們精神的神秘力量。這正是「法」提供給行者的保護力量,「法」能柔化野獸的心,讓牠們不再兇猛、不視我們為威脅。

心的這種神秘力量,一般只有禪修者能感受到,非禪修者則只有少數天生具有神通的幸運兒能夠察覺此事。儘管現在全世界都在教授與研究佛法,但在證得果位之前,這類的事對任何研究者都是一個解不開的謎題。若要解開謎題,唯有親自修行並讓自己的心與法貼近。等到心與法真正合而為一時,行者便不會再有疑惑了。畢竟,心與法的運作方式是出奇的相似。達到這個階段後,我們便可以讚揚這位行者「心即是法,法即是心」。也就是說,貪瞋癡消失後,行者所有關於心法的框架與執著都會消除。

 

在一般人的情況,我們的心早已經成為貪瞋癡的代表,我們也不認為心有何價值。心長期與各種煩惱交往,它們相處融洽,孟不離焦,焦不離孟,我們渾然不覺自己心的價值。

若人們不認為這是個問題,不想找出解決之道,只想過一天是一天,那麼無論我們再怎麼強調「心」與「法」是世上最珍貴之寶物,人們都不會相信的。即使讓這樣的人們再出生死亡一百次一千次,他們也學不到任何真實道理。試想,一個人把身上的髒衣服脫下,接著穿上另一套同樣骯髒的衣服,這種行為能有什麼意義?無論換上多少套髒衣服,都是一樣,髒衣服就是髒衣服。若有人脫下髒衣服後,找到了一套乾淨衣服穿上,這才能有所改變。

同理,內心的棄惡從善更能夠讓人耳目一新。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我們每一個人都該為此事負起責任。從現在起,我們該開始關注並認識自己的心。沒有人能夠替我們分擔這份工作,也沒有人能直接賜予我們心靈的平靜。此事極其重要,無論是現在或未來,唯有自己的努力才能夠推進自己的前進。

這世間每一個人都需要修行,唯一例外的只有已證得涅槃的聖者們。佛陀與他的阿羅漢聖弟子,在不斷精進努力後,已證得完全安穩的境界。聖者們不再有工作待辦,證得的境界也永不退轉。這些聖者是人們的皈依,他們為人們帶來了光芒。若有罪犯尚能分辨善惡,他們一定會皈依佛、法、僧三寶,這些罪犯至少有良知能為過往的錯誤感到後悔。如同好人與壞人皆會依賴自己的父母,所有世人自然會將佛陀視為他們的真實皈依。

 

 

.....................................................................

為了讓弟子們清楚看到修行的利益,阿姜曼為他們準備了各種不同程度的訓練,具備堅定信念且勇於接受挑戰的比丘們都獲得了滿意的成果。對弟子們來說,阿姜曼既是老師也是楷模,他們在阿姜曼的指導下了解了自己的心。最後,這些弟子們也成為了老師,他們使用同樣的方式去訓練自己的弟子。於是,下一代的比丘也能夠踏上同樣的道路,以實修親證佛陀所說的聖道聖果。聖道與聖果不是歷史遺跡而已,現今依然可以證得。

回顧阿姜曼的修行與他訓練弟子採用的方式,人們可以輕易推論阿姜曼是一位崇尚苦行的行者。這無疑是事實,阿姜曼與弟子們身無長物,只憑藉少許的資具便居住在條件惡劣的生活環境,來自居民的供養也是時有時無。習於現代生活便利的人們,若貿然加入阿姜曼的僧團,他們必然無法相信世上還有這樣艱困的修行環境!這種生活對現代人毫無吸引力。若加入了僧團,他們一定會發覺生活充滿挫折與限制,他們將會度日如年。

有志修行的比丘們便不是這回事了。雖然知道自己將會像囚犯般辛苦;但為了正法,比丘們欣然在艱困中生活與修行。法是比丘們的唯一目標,他們願意承受伴隨修行而來的艱苦與不便。一般人眼中的嚴酷考驗,頭陀比丘們則會認為這是最為適切的心靈修道場。由於是自願接受貧困與艱難的挑戰,我們可以說阿姜曼傳授的是一種刻意苦行的修行方式。這樣的生活畢竟不符合人類的天性,比丘們一定得有強烈的決心,他們必須強迫自己過著艱困的生活。這樣的修行方式要求比丘們在所有日常活動中,察覺出自己身體與心理上的各種習慣與癖好。察覺之後,比丘們還得要起身抗拒,不能盲目聽從它們的指揮。

 

有時為了加速禪修的進展,比丘們會採行禁食的修行方式。這是一種加強決心與強度的修行方式,因為比丘們必須抵禦飢餓的覺受持續禁食。身體在這段時間的不適是顯而易見的,但比丘可察覺到心將會因為飢餓而明顯提高警覺性。對某些行者而言,這是最為善巧的修行方式。他們能察覺到自己若每日進食,身體充滿氣力但是心卻會處於懶惰、怯懦、與不善巧的狀態,這不是一個適合修行的狀態,他們知道自己必須要有所作為。

解決之道有下列兩種:一是減少每日的飯量;二是整日禁食,什麼都不吃。禁食可以禁一天、數天、甚至是更多天。在禁食過程中,行者需仔細觀察自己的身心。發現最適合的方式後,行者就應時時採用該方式訓練自己。舉例來說,若一位比丘發現自己的身心適合多日禁食的方式,那麼他就必須時常採用多日禁食的方式來訓練自己。雖然禁食過程必然辛苦,但為了加速了解自己的身心、為了獲得能超越苦痛的知識與技巧,比丘都必須甘之如飴。

 

適合禁食的行者會發現,禁食得愈久,自己的心愈是勇猛。六境向來是六根的強大對手,但此時的他一無所懼,正念清明且銳利。一開始盤坐,心立刻進入定境,能長時間安於深層禪定。一般人不知道的是,只要心接觸到正法,心就不會再時時提醒該不該吃飯、現在是幾點鐘這些不重要的瑣事了。當下,行者覺知的只有他悟得的法,而法喜自然充盈於身。

在清明狀態下,行者得以看清貪瞋癡的把戲,諸如懶惰、自滿、魯莽等等煩惱都無法愚弄行者。這時候的煩惱們會失去力量與速度,於是行者不會被它們的花招愚弄。若我們仍遲疑、想等到一個更絕妙的時間點才去攻擊它們;那時,煩惱們已經整頓好陣式,我們就不是它們的對手了。

到最後,行者與貪瞋癡將會是大象與象夫之間的關係。貪瞋癡會在我們的背上裝好坐墊,跨坐在我們脖子上,鞭打我們直到我們的心屈服為止。自無始以來,我們的心始終是那隻象,而貪瞋癡始終是我們的象夫。奴隸對主人有著根深蒂固的敬畏,這讓人們畏縮不前,不敢使用全部的氣力對抗主人。

在佛陀的眼中,貪瞋癡無疑是法的敵人;然而,人們卻將貪瞋癡視為能為大象帶來糧草與住所的象夫。身為傳承佛陀教法者,我們有義務向敵人宣戰,多日禁食又算得了什麼!我們必須抵擋住它們這段時間的猛烈攻擊,全力掙脫自己身上的枷鎖。另一方面,甘為奴隸的人們則是別無選擇,他們只能迎合主人的喜好,服從它們每一個命令。

奴隸是一群既惶恐又暴躁不安的可憐蟲,他們的身體與心靈都尋不得平靜,除了自怨自艾外還會連累周遭的所有人。奉貪瞋癡為主的結果必然如此,它們會在身心各方面造成傷害。關愛自己的人們應該盡一切努力奪回身心的主控權。若這個過程需要長時間的禁食、需要忍受禁食的種種痛苦,該做的還是得做,你必會慶幸自己的決定。若有需要,行者甚至可以犧牲自己的性命,至少我們是在勝利中死去,至少我們是以佛陀正法為皈依之處。

 

在阿姜曼的指導下,弟子們積極奉行各項頭陀行,盡一切努力以早日擊敗所有的煩惱賊。弟子們是安全的,因為阿姜曼已經為他們做過驗證。阿姜曼嘗試過多種修行方式,仔細觀察煩惱賊與自己的身與心,直到明瞭其中的道理為止。另外,阿姜曼等到自己證得崇高道果、更了解正法之後,他才返回東北地區並承擔起教導弟子的責任。

 

 

...........................................................................

 

在教學生涯中,阿姜曼特別強調三十七道品中的五力,這也可說是阿姜曼教法的特色。五力即是信力、精進力、念力、定力、與慧力。

阿姜曼解說過為何五力重要-這是因為五力充足的行者等於就擁有了五項可靠的工具,去到任何地方,行者總能夠憑藉這五項工具站穩腳步。阿姜曼會依照功能來區分這五力,他也時常為五力做出開示,期許弟子們能培育出一股不屈不撓的奮戰精神。阿姜曼以自己的體會,向弟子們解釋五力如下:

「信」是指行者對佛陀宣說的教法具備絕對的信心。世界上每一個人都能夠感受到法的珍貴,這點毋庸置疑。法是前進的準則,人們需要的就是真正去實踐法。每一個人都了解自己會在某一日死亡,但問題是:我們的死亡是敗在煩惱與業果之下嗎?或者,我們能夠戰勝它們,在死亡之前便擊敗煩惱賊?沒有人喜歡被擊敗的感覺,即使是孩童,每一個人在賽跑中都想要得到第一名。因此,我們不該表現得如同一隻鬥敗的公雞,我們應該積極振作,提起我們的精進力。要知道,被煩惱打敗的行者將飽受折磨,他們的苦難會越積越多,直到他們看不到未來。等到終於想逃脫時,他們只看得到尋死這一條不歸路。然而,這樣的死法是逃脫嗎?他們是徹徹底底敗在貪瞋癡的手下了。當自己的身心完全被苦難困住時,死亡似乎是必然的結果啊!若有人慘敗如此,下一世的他也等不到什麼善果出現的。

 

如果我們希望像佛陀與阿羅漢一樣在勝利中死去,我們必須以同樣的信心、精進、與耐心進行修行。我們必須學習聖者,他們在所有的身心活動中都能保持正念。這樣的修行必須堅持下去,我們不可搖搖擺擺如同一位無正念者。有正念後,我們還得將心安住於內,而這即是正定。若時時修習之,行者必將能獲得極大的成果。

現今的佛法是由佛陀所宣說。佛陀是最偉大的聖者,佛陀自行證悟四聖諦,抵達了涅槃界。證得涅槃後,佛陀慈悲教導大眾,讓有志的行者可以依法修行,培育戒定慧。既然佛法仍在世間,我們不該忽視它的存在,只想懶散度過自己愚癡的一生。沒有人喜歡「愚癡」這個詞,愚癡的人是無用的,不論是大人、小孩子、甚至是動物,只要是愚癡的,就不受人歡迎。若身為比丘的我們依舊愚癡,世人怎麼會敬佩我們?我們需用心思惟,別再沉溺於愚癡之中。愚癡者不可能超越苦痛,他也不可能成為一位真正的頭陀比丘-頭陀比丘需要以「智慧」剖析所有事物。

 

以上就是阿姜曼關於五力的體悟與詮釋。阿姜曼在修行中善巧使用五力,他也教導弟子們如何善用五力。為了激發正念與智慧,思惟五力的意義是一種可行的法門,時時思惟能為行者培育出永不妥協的戰鬥精神,尤其適合頭陀比丘眾。頭陀比丘眾隨時會與煩惱展開戰鬥,他們必須是整裝待發的勇猛戰士。戰士們義無反顧,他們已準備好要在戰爭中獲得勝利-其果報就是絕對的自由與至高無上的涅槃。27

 

 

 

25. 梵行的終極目標即是證得涅槃。

 

26. 習氣(巴利文vãsanã), 有時人們會稱為「與生俱來的佛性」或「波羅蜜」。一些行者似乎是從孩童時便具備許多美德與能力,人們會認為這樣的行者必然是已累世修行,於是他們今世自然地具備德行與能力。社會上普遍認為,那些對禪修與出家有著強烈傾向的人們,應該也是已累世出家且已累積充足資糧,今世只需憑藉過往的波羅蜜便能夠持續進步。阿姜曼在此強調,唯有在艱辛的環境中精勤修行,行者才有可能繼續進步。

 

27. 摩訶布瓦尊者補充:「可以說佛法就是佛陀為我們準備好的地圖集。若想依照地圖走至涅槃界,行者至少需要具備信心(saddhã);也就是說,行者必須相信路徑是正確的,走下去能夠為自己帶來善果。接著,行者必須提起精勤(viriya),因為他必須在這一條道路上持續前進。正念(sati),確保了行者前進的方向沒有偏差。正定(samãdhi),則是行者在旅途中的食物,也是讓行者保持內心堅定的補給品;或是說,正定是行者在實現終極目標之前便能夠享受到的安定與寧靜。智慧(paññã),是行者在每一步中所需投注的判斷與謹慎,於是行者得以安全走完全程。信心、精勤、念、正定、與智慧這五力能讓行者在修行道上持續前進,能加速修行果報之來臨。若有人修行許久卻不見成果,甚至開始懷疑佛陀所言「修行道的終點是涅槃,是一切苦痛的解脫」,那麼他必須著重五力之培育,讓五力越來越強大。如此之後,修行的果報將會不請自來,因為他已做到所有該做的準備工作。」

Upon leaving the province of Ubon Ratchathani, Ãcariya Mun spent the next rainy season retreat at the village of Ban Nong Lat in the Warichabhum district of Sakon Nakhon province accompanied by the many monks and novices under his guidance. The lay men and women there reacted as if a truly auspicious person had arrived. They were all very excited – not in a frenzied way, but in an anticipatory way – at the prospect of doing good and abandoning evil. They abandoned their worship of spirits and ghosts to pay homage to the Buddha, Dhamma, and Sangha. At the end of the rains, Ãcariya Mun went wandering again until he arrived in the province of Udon Thani where he traveled to the districts of Nong Bua Lamphu and Ban Pheu. He stayed at the village of Ban Kho for the rains retreat while spending the following rains in the Tha Bo district of Nong Khai province. He remained practicing for some time in both these provinces.

 

As mentioned previously, Ãcariya Mun lived mostly in wilderness areas where villages were spaced far apart. Since the countryside was relatively unpopulated then, he could easily put the teaching into practice. Virgin forests abounded, full of great, tall trees which were still uncut. Wild animals were everywhere. As soon as night fell, their myriad calls could be heard echoing through the forest. Listening to such sounds, one is carried away by a sense of camaraderie and friendliness. The natural sounds of wild animals are not a hindrance to meditation practice, for they carry no specific meaning. The same cannot be said for human sounds. Be it chatting, singing, shouting, or laughing, the specific meaning is immediately obvious; and it is this significance that makes human sounds a hindrance to meditation practice. Monks are especially vulnerable to the sounds of the opposite sex. If their samãdhi is not strong enough, concentration can easily be destroyed. I must apologize to women everywhere because my intention here is not to criticize women in any way. It is the unsuccessful meditator that I am addressing here so that he may arouse mindfulness as an antidote to counter these influences and not merely surrender meekly to them. It’s possible that one reason monks prefer to live in mountains and forests is that it allows them to avoid such things in order to relentlessly pursue the perfection of spiritual qualities until they reach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holy life.25 Ãcariya Mun enjoyed living in forests and mountains right up until the day he passed away, a preference which helped him to attain the Dhamma he has so generously shared with all of us.

 

Ãcariya Mun said that if his meditation practice were compared to an illness, it would be a near-fatal one, since the training he undertook resembled physical and mental torture. There was hardly a single day when he could just relax, look around, and enjoy himself as other monks seemed to do. This was because the kilesas became tangled up with his heart so quickly that he barely had a chance to catch them. Should his mind wander for only a moment, the kilesas immediately gave him trouble. Once they had established a hold on his heart, their grip became ever tighter until he found it difficult to dislodge them. Consequently, he could never let his guard down. He had to remain totally alert, always ready to pounce on the kilesas, so they couldn’t gain the strength to bind him into submission. He practiced diligently in this manner until he had gained sufficient contentment to be able to relax somewhat. Only then did he develop the strength of heart and ease of body necessary to teach others. From that time forward – monks, novices, and lay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Northeast sought him out. Ãcariya Mun understood their situation and was very sympathetic toward them all. At certain times, so many people came to see him that there wasn’t enough room for them to stay. He also had to consider the safety of others, such as the women and nuns who came to visit him. For in those days, many tigers and other wild animals were in the outlying areas, but there were very few people.

 

Ãcariya Mun once stayed in a cave near Ban Namee Nayung village in the Ban Pheu district of Udon Thani province. Since many large tigers frequented the area around the cave, it was definitely not a safe place for visitors to remain overnight. When visitors came, Ãcariya Mun had the villagers build a very high bamboo platform – high enough to be beyond the reach of any hungry tiger which might try to pounce upon the sleeping person. Ãcariya Mun forbade the visitors to come down to the ground after dark, fearing that a tiger would carry them off and devour them. He told them to carry up containers for their toilet needs during the night. With so many vicious tigers there at night, Ãcariya Mun refused to allow visitors to stay long. He sent them away after a few days. These tigers were not afraid of people – especially not of women – and would attack if given the opportunity. On some nights when Ãcariya Mun was walking in meditation by the light of candle lanterns, he saw a large tiger boldly stalk a buffalo herd as it went past his area. The tiger had no fear of Ãcariya Mun as he paced back and forth. Sensing the tiger, the buffaloes instinctively headed for the village. Nevertheless, the tiger was still bold enough that it continued to follow them, even while a monk walked close by.

 

Monks who trained under Ãcariya Mun had to be prepared for anything, including the possibility of death, for danger was all around the various places where they practiced. They also had to give up any pride in their own self-worth and any sense of superiority regarding their fellow monks, thus allowing for a harmonious living situation as if they were different limbs on the same body. Their hearts then experienced a measure of contentment and, untroubled by mental hindrances, their samãdhi quickly developed. When a monk is constrained by living under certain restrictions – for example, living in a frightening place where the food is limited and the basic requisites are scarce – his mental activity tends to be supervised by mindfulness, which continuously restricts the thinking processes to the matter at hand. The citta is usually able to attain samãdhi faster than would normally be expected. Outside there is danger and hardship; inside mindfulness is firmly in control. In such circumstances the citta might be compared to a prisoner who submits willingly to his fate. In addition to these factors, the teacher is also there to straighten him out should he go astray. The monk who practices while hemmed in by hardship on all sides will see an improvement in his citta that exceeds all expectations.

 

Nighttime in the forest is a frightening time, so a monk forces himself to go out and do walking meditation to fight that fear. Who will win and who will lose? If fear loses, then the citta becomes courageous and ‘converges’ into a state of calm. If the heart loses, then the only thing that emerges is intense fear. The effect of intense fear in such a situation is a sensation of simultaneously being both hot and cold, of needing to urinate and defecate, of feeling breathless and being on the verge of death. The thing that encourages fear is the sound of a tiger’s roar. The sound of roaring may come from anywhere – from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from up on the ridge, or from out on the plains – but the monk will pay no attention to the direction. He will think only: “A tiger is coming here to devour me!” Walking all alone in meditation and so afraid that he’s shaking and useless, he is sure that it’s coming specifically for him. Not considering the broad terrain, it doesn’t occur to him that the tiger has four feet and might just be going somewhere else. His only thought is that the tiger is coming straight for his tiny plot of land – straight for this cowardly monk who is shaken by fear. Having completely forgotten his meditation practice, he has only one thought in mind which he repeats over and over again like a mantra: “The tiger’s coming here, the tiger’s coming here.” This negative train of thought merely intensifies his fear. The Dhamma in his heart is ready to disintegrate, and if, perchance, the tiger really were to wander accidentally into that place, he’d stand there mindlessly scared stiff at best; and at worst, something very unfortunate could happen.

 

It’s wrong to establish the citta with such a negative attitude. The ensuing results are bound to be harmful in some way. The correct approach is to focus the citta firmly on some aspects of Dhamma, either the recollection of death or some other Dhamma theme.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one should never allow the mind to focus outward to imagined external threats and then bring those notions back in to deceive oneself. Whatever happens, life or death, one’s attention must be kept squarely on the meditation subject that one normally uses. A citta having Dhamma as its mainstay doesn’t lose its balance. Moreover, despite experiencing intense fear the citta is clearly strengthened, becoming courageous in a way that’s amazing beyond description.

 

Ãcariya Mun taught his disciples that becoming firmly established in the practice means putting everything on the line – both body and mind. Everything must be sacrificed except that aspect of Dhamma 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object of attention. Whatever occurs, allow nature to take its course. Everyone who is born must die – such is the nature of this world. There’s no point in trying to resist it. Truth can not be found by denying the natural order of things. Ãcariya Mun taught that a monk must be resolute and brave in the face of death. He was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having his disciples live in isolated wilderness areas infested with wild animals so that they could discover the virtues of meditation. Such places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samãdhi and intuitive wisdom. Tigers can definitely help to stimulate Dhamma in our hearts – especially if we don’t stand in awe of the Lord Buddha because we fail to trust his teaching, but we do stand in awe of tigers because we are convinced how vicious they can be. This conviction is a very effective aid for corralling the mind and focusing it on Dhamma, using fear as an incentive to meditate until Dhamma arises within. Consequently, when that inner Dhamma is finally realized, belief in the Lord Buddha and the Dhamma he taught will arise naturally. At that critical moment, when one is alone in the wilderness, dormant faculties of samãdhi and wisdom will be stirred into action. If there is nothing to put pressure on the citta, it tends to become lazy and amass kilesas until it can barely function. A tiger can help to remove those kilesas which foster such a lazy and easy-going attitude that we forget ourselves and our own mortality. Once those insidious defilements disappear, we feel a sense of genuine relief whatever we do, for our hearts no longer shoulder that heavy burden.

 

Ãcariya Mun emphasized that monks should go to practice meditation in places that arouse fear and avoid places that do not; otherwise, they were unlikely to achieve any strange and marvelous results. More than that, the kilesas might well lead them so far astray that they end up losing sight of the spiritual path, which would be regrettable. He assured his monks that unless they lived in an environment which forced them to focus internally on themselves they would find it difficult to attain a stable state of calm and their meditation practice would suffer accordingly.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sults were bound to be good in places where they were always alert to the possibility of danger, since mindfulness – the skillful means for directing the effort – was inevitably close at hand. No one who genuinely hopes to transcend dukkha should succumb to the fear of death while living in what are imagined to be frightening places – like remote wilderness areas. When faced with a real crisis situation, the focus of attention should be kept on Dhamma and not sent outside of the sphere of one’s own body and mind, which are the dwelling-place of Dhamma. Then the meditator can expect to experience a pervading sense of security and an inspired mental fortitude that are incontrovertible. In any case, unless that person’s kamma dictates that his time is up, he will not die at that time – no matter what he thinks.

 

Ãcariya Mun said that his inspiration for meditation was derived almost exclusively from living in dangerous environments, which is why he liked to teach his disciples to be resolute in threatening situations. Instead of merely relying on something vague like ‘inherent virtuous tendencies’ – which are usually more a convenient fiction than a reality– in this way, they had a chance to realize their aspirations in the shortest possible time. Relying on the rather vague concept of virtuous tendencies from the past is usually a sign of weakness and resignation– an attitude more likely to suppress mindfulness and wisdom than to promote them.26

 

To say a monk has confidence that Dhamma is the basic guarantor of his life and practice means that he sincerely hopes to live and die by Dhamma. It is imperative that he not panic under any circumstance. He must be brave enough to accept death while practicing diligently in fearful places. When a crisis looms – no matter how serious it seems– mindfulness should be in continuous control of his heart so that it stays steadfastly firm and fully integrated with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Suppose an elephant, a tiger, or a snake threatens him: if he sincerely resolves to sacrifice his life for the sake of Dhamma those things won’t dare to cause him any harm. Having no fear of death, he will experience the courageous feeling that he can walk right up to those animals. Instead of feeling threatened, he will feel deep within his heart a profound friendship toward them which dispels any sense of danger. As human beings we possess Dhamma in our hearts, in a way that animals do not. For this reason, our hearts exert a powerful influence over animals of all types. It makes no difference that animals are incapable of knowing this fact; there exists in our hearts a mysterious quality that has a soothing effect on them. This quality is the potent, protective power of Dhamma which softens their hearts to the point where they don’t dare act threateningly. This mysterious power of the heart is something experienced internally by the individual. Others can be aware of it only if they have special intuitive knowledge. Even though Dhamma is taught and studied all over the world, it still remains a mystery if the heart has yet to attain any level of understanding in Dhamma. When the heart and Dhamma truly become one, all doubts concerning the heart and Dhamma disappear on their own because the nature of the heart and the nature of Dhamma share the same exquisite, subtle qualities. Once that state is reached, it is correct to say that the heart is Dhamma and Dhamma is the heart. In other words, all contradictions cease once the kilesas have been eliminated.

 

Normally the heart has become such an extension of the kilesas that we are unaware of its intrinsic value. This happens because the heart is so thoroughly impregnated with kilesas that the two become indistinguishable. The heart’s real value is then obscured from view. If we allow this condition to continue indefinitely because we are indifferent about finding a solution, neither our hearts nor Dhamma will have any actual value for us. Even were we to be born and die hundreds of times, it would simply be a matter of exchanging one set of dirty clothes for another set of dirty clothes. No matter how many times we change in and out of dirty clothes we cannot escape the fact that we remain filthy. Which is certainly very different from someone who takes off his dirty clothes and exchanges them for nice clean ones. Similarly, the interchange between good and evil within the heart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that each of us should tak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for and investigate within ourselves. No one else can carry this burden for us and so give us peace of mind. It’s extremely important that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be aware that, in both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we alone are responsible always for our own progress. The only exceptions are those, like the Lord Buddha and the Arahant disciples, who carefully developed themselves spiritually until they attained a state of total security. For them the job is completed, the ultimate goal secure. These are the Noble individuals that the rest of us take as our refuge, providing us hope for the future. Even miscreants who still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will take the Buddha, Dhamma, and Sangha as their refuge. They at least have enough sense to feel some remorse. Just as good people and bad people alike feel a natural dependence on their parents, so people of all kinds instinctively look to the Buddha as a dependable refuge.

 

 

 

 

ÃCARIYA MUN EMPLOYED many training methods with his monks to ensure that they saw clear results in their practice. Those who practiced with unwavering faith in his instructions were able to achieve such results to their own satisfaction. By following the power of his example, they became knowledgeable, respected teachers themselves. They in turn have passed on these training methods to their own disciples, so that they too can witness for themselves, through their own efforts, that the paths and fruits of the Buddha’s teaching are still attainable today; that they have not completely disappeared. When looking at the life he lived and the methods he employed in training others, it is fair to say that Ãcariya Mun followed a practice of deprivation. He and his disciples lived in conditions of virtual poverty in places where even the basic necessities were lacking. The simple daily requisites they depended on were usually in short supply. Encountering such an uncertain existence, those accustomed to living in carefree abundance would probably be utterly dismayed. There being nothing in this difficult lifestyle to attract them, they would surely find it most disagreeable. But the monks themselves, though they lived like prison inmates, did so voluntarily for the sake of Dhamma. They lived for Dhamma, and accepted the inconvenience and hardship associated with its practice. These conditions, which are seen as torture by people who have never submitted to them, were actually a convenient spiritual training ground for the monks who practiced in this way. Due to their determination to endure hardship and poverty it is appropriate to call this the practice of deprivation; for such living conditions naturally go against the grain. Monks had to literally force themselves to live in this way. During all their normal daily activities, they were required to resist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pressure to simply follow their natural inclinations.

 

Sometimes it was necessary to endure days of fasting and hunger for the purpose of accelerating the practice of meditation. These periods, when monks abstain from food altogether despite their hunger, are days of uninterrupted dedication to the practice. The physical discomfort at such times is obvious, but the purpose of enduring hunger is to increase mental vigilance. In truth, fasting is a very suitable method for certain temperaments. Some types of people find that if they eat food every day their bodies tend to be vigorous but the mental endeavor – meditation– fails to progress. Their minds remain sluggish, dull and timid, so a solution is needed. One solution is to try either reducing the intake of food each day or going without food altogether, fasting – sometimes for a few days, sometimes for a longer period – and carefully observing all the while the method that gives the best results. Once it becomes apparent that a certain method is suitable, that method should be pursued intensively. For instance, should a monk discover that fasting for many days at a stretch is suitable to his temperament, then it’s imperative that he accept the necessity of following that path. Though it may well be difficult, he must put up with it because he inevitably wants to gain the appropriate knowledge and skill to go beyond dukkha.

 

A person whose temperament is suited to long-term fasting will notice that the more he fasts the more prominent and courageous his heart is in confronting the various objects of the senses that were once its enemies. His mental attitude is bold, his focus sharp. While sitting in samãdhi his heart can become so absorbed in Dhamma that it forgets the time of day; for when the heart contacts Dhamma there is no longer any concern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or pangs of hunger. At that time, he is aware only of the delight experienced at that level of Dhamma which he has achieved. In this frame of mind, the conditions are right for catching up with kilesas, such as laziness, complacency, and restlessness, since they are inactive enough then for the meditator to get the better of them for the time being. If we hesitate, waiting around for a more auspicious time to tackle them, the kilesas will awaken first and give us more trouble. It’s quite likely we’d be unable to handle them then. We could easily end up being ‘elephants’ for the kilesas, as they mount us, straddle our necks, and beat us – our hearts – into submission. For in truth our hearts have been the ‘elephants’ and the kilesas the ‘mahouts’ for an infinitely long time. A deep-rooted fear of this master makes us so apprehensive that we never really dare to fight back with the best of our abilities.

 

From the Buddha’s perspective, the kilesas are the enemies of Dhamma; yet,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the world, the kilesas are considered our hearts’ inseparable companions. It is incumbent upon us, who practice the Buddha’s teaching, to battle the thoughts and deeds that are known to be our enemies, so that we can survive their onslaught, and thus become free of their insidious control.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who are satisfied to follow the kilesas have no choice but to pamper them, dutifully obeying their every command. The repercussions of such slavery are all too obvious in the mental and emotional agitation affecting those people and everyone around them. Inevitably, the kilesas cause people to suffer in a multitude of harmful ways, making it imperative for someone sincerely caring about his own well-being to fight back diligently using every available means. If this means abstaining from eating food and suffering accordingly, then so be it; one has no regrets. If necessary, even life itself will be sacrificed to honor the Buddha’s teaching, and the kilesas will have no share in the triumph.

 

In his teachings, Ãcariya Mun encouraged his monks to be courageous in their efforts to transcend the dukkha oppressing their hearts. He himself had thoroughly investigated the kilesas and Dhamma, testing both in a most comprehensive fashion before he finally saw the results emerge clearly in his own heart. Only after this attainment did he return to the Northeast to teach the incomparable Dhamma that he then understood so well.

 

 

 

ONE PROMINENT ASPECT of Ãcariya Mun’s teaching, which he stressed continuously during his career, was the Dhamma of the five powers: faith, diligent effort, mindfulness, concentration, and wisdom. He said the reason for emphasizing these five factors was that a person who possessed them would always have something worthwhile to count on, no matter where he went; and, therefore, he could always expect to make steady progress in his practice. Ãcariya Mun separated them according to their specific functions, using them to inspire an indomitable spirit in his disciples. He gave them his own heartfelt interpretation as follows: Saddhã is faith in the Dhamma that the Lord Buddha presented to the world. There’s no doubt that each of us in this world is perfectly capable of receiving the light of Dhamma – provided we practice the way in earnest. We all accept the fact that we will have to die some day. The key issue is: will we die defeated by the cycle of kilesas and the cycle of kamma and its results? Or, will we overcome them, defeating them all before we die? No one wants to be defeated. Even children who compete at sports are keen on winning. So we should rouse ourselves and not act as if defeated already. The defeated must always endure suffering and anguish, accumulating so much dukkha that they cannot find a way out. When they do seek escape from their misery, the only viable solution seems to be: It’s better to die. Death under those conditions is precisely defeat at the hands of one’s enemy. It is a result of piling up so much dukkha inside that there’s no room for anything else. Positive results cannot be gained from abject defeat.

 

If we are to die victorious, like the Lord Buddha and the Arahants, then we must practice with the same faith, effort, and forbearance as they did. We must be mindful in all our bodily and mental activities, as they were. We must take our task very seriously and not waver uncertainly like someone facing a crisis without mindfulness to anchor him. We should establish our hearts firmly in those causes that give rise to the satisfactory results that the Buddha himself attained. The sãsana is the teaching of a great sage who taught people that they too can develop wisdom in all its many aspects. So we should reflect on what he taught. We should not wallow in stupidity, living our whole lives in ignorance. No one considers the word ‘stupid’ to be a compliment. Stupid people are no use. Adults, children, even animals – if they are stupid, they are hardly any use at all. So if we remain stupid, who’s going to admire us for it? We should all analyze this matter thoroughly to avoid remaining bogged down in ignorance. Wallowing in ignorance is not the way to overcome dukkha, and it is definitely not becoming for a dhutanga monk– who is expected to skillfully analyze everything.

 

This was Ãcariya Mun’s own pers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ve powers. He used it effectively in his own practice and taught it to his disciples as well. It is excellent instruction for inspiring mindfulness and wisdom, and an uncompromising attitude towards practice. It is highly suitable for dhutanga monks who are fully prepared to compete for the ultimate victory in the contest between Dhamma and the kilesas. This ultimate attainment is the freedom of Nibbãna, the long-wished-for supreme victory.27

bottom of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