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Fellowship with Pigs
我是一頭懶豬?
剛到班闊森林道場的那段期間,我對阿姜曼仍不熟悉,我十分害怕阿姜曼。某一天中午,我有些想睡,後來竟躺在地上睡了起來。睡著沒多久,我便夢到阿姜曼前來罵我。「你為什麼像一隻豬躺在地上睡覺?這裡可不是養豬場,我不允許比丘來這裡學習怎樣變成一頭豬隻。再睡下去,這地方就要變成豬圈了!」阿姜曼的聲音既響亮又嚴厲,猶如一道響雷,嚇得我立刻醒了過來。我既害怕又不知道情況為何,但我仍強迫自己把頭探出去看看,估計阿姜曼正站在門外吧?為何我這麼害怕阿姜曼,我仍要在他身邊修行呢?原因很簡單:這是正確的道路。阿姜曼有許多嚴厲的訓練方法,正適合我這隻愛睡的豬。所以,即使害怕,我仍把頭探了出去。但是我左看右看,我都沒看到阿姜曼。直到這時,我才喘出一口大氣,放下心中的擔憂。後來在適當的時機,我告訴了阿姜曼這個夢。聽完之後,阿姜曼以相當正面的方式為我解說。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值得阿姜曼對我的寬容,因為我可能會因為別人的寬容而變得散漫。但不管如何,阿姜曼是這樣解釋我的夢境:
「你才剛剛來此與老師一同生活與修行,我看得出你並非一時衝動,而是真的下定決心。夢境反映了你的心境,你聽到的聲音,責罵你像豬一樣懶散,那是正法的聲音。它在警告你不要把懶散習性帶進僧團裡,若置之不理,懶散甚至會擴散至整個佛教。一般人不認為人身難得,他們不會去審思行為的後果。一件事只要是自己喜歡,有什麼不可以?這種態度讓他們無法理解人身有何難得、自己又可能完成多大的成就?俗話說:有些人是「人在心不在」。人們或許不知道它的意思,但它說的正是那些放棄人類潛能的庸俗之輩。我們的心可持續增上,這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的特質。庸俗之輩漠視本心之良善,只以動物的標準要求自己。到最後,他們所有的潛能都會消失殆盡,只有外型還像個人類而已-真是無可救藥啊!即便如此不堪,這些人毫無自覺,也不會知道自己越來越沉淪的原因。」
「若具備足夠的正念與智慧,我們便能依據「法」來檢視行為是利還是弊。你的夢境不是什麼惡兆,它是一個正確且及時的警告-別忘記這個夢。從現在起,只要你開始懶散,你就該想起這個夢。它可以激起你的正念,驅散你懶散的習性。這一類的夢具有極大功效,不是每個人都能夢到這樣的夢。我讚許這類能激發正念的夢,它讓你保持警覺,不讓你過度放鬆。警覺的態度可促使禪修進步,讓心易於證入禪定。若你記取這個「法」所帶來的教訓,將它牢記在心,貫徹於一切活動中,你可望在短時間內證入禪定。誰能知道呢?或許你會比那些已修行多年的比丘們更快撥開迷霧,看清正法的本質呢!你的夢是一個吉祥的夢,好好思惟它,它不是什麼惡兆。」
「還有一件事,你不必過分地害怕老師-恐懼只會讓你的心無法安定,害怕老師不可能為任何人帶來利益。老師有教導學生的義務,老師會以各種可能的方式去教導並激勵他的學生們。你該害怕的不是老師,而是你心中的貪瞋癡,它們才會招致各式各樣的苦。我不會只因為你們是弟子,我便會對你們想罵就罵、想打就打。訓練比丘是一個嚴謹的工作,佛陀制定了相關的原則與規範,老師的任何教導都必須符合佛陀所定下的規矩。若老師偏離了這條正道,那麼老師或學生們都無法從教導與學習中獲得利益。」
「你應該要在精勤修行中保持輕鬆的態度。精進是其中的關鍵-別因一時挫折而沮喪氣餒或放手不管。只有那些屢敗屢戰、精進不懈的行者才能證得正法。佛陀不會限制法屬於誰、屬於哪個宗教,以正確方式修行的每個人都將擁有正法。別忘記這個吉祥的夢,不時回想起它,讓它警惕你的心。如此所有豬隻一樣的懶散習性都會消失不見,你將會更進一步,更靠近道、果、與涅槃。再接下來,證入無苦就只是早晚的事了!我真是為你感到高興,一鬆懈就出現了這警惕自己的夢境。你對修行有著積極的態度,這與我相似,而我總能從積極態度中獲得好成果。由我多年的經驗,我確知精進是修行的必要條件。現在我在訓練弟子時,也常常會想辦法去激發弟子們的精進力。」
以上就是阿姜曼對此夢境的解釋。我想阿姜曼只是在鼓勵這個才來跟隨他修行的新進比丘。他擔心我會對修行失去熱忱並恢復以往混吃等死的態度,所以他才以寬容且正向的方式來解析我的夢境。從阿姜曼教導弟子的方式中,人們總能找出許多的創意與巧妙。我剛跟隨阿姜曼修行時,我時常前去找阿姜曼個別談話。那段時間我是特別地難熬,總在進步與退步之間起伏,內心充滿著壓力。每一次我前去找阿姜曼說話時,阿姜曼都會以鼓勵的態度給出許多建議。譬如,在我向他頂禮後,阿姜曼會詢問我的心最近如何了?若剛好那陣子我的禪修順利,我會回答一切都很順利。接著,阿姜曼會讚許我,並鼓勵我繼續努力以盡快超脫諸苦。若在我禪修退步的時期,我會回答我的心很糟糕,感覺像是所有的快樂都離我而去。那麼,阿姜曼會慈悲地說:
「那真是太糟糕了,你的心跑去哪裡了呢?嗯,不過不用太氣餒,只要把全部氣力都放在修行上,心自然會回來的。心不過是跑去某一處玩耍了,但你不用去找,只要你更精進修行,心便會乖乖回來。心就像一隻小狗:主人走去哪,狗兒就會跟去哪,狗是不會一去不回的。所以,你就專注在自己的修行上,讓心自行回來,別浪費時間思索它現在在哪裡。因為不論去哪裡,心都不可能就此消失。若希望它快點回來,你就更加精進即可。若找不到心便垂頭喪氣,你反而會讓心變得氣焰高張。心會認為你無時無刻不在想它,它會故意躲起來讓你覺得它重要。別再想著你的心,你該想的只有「buddho」。不間斷地憶念「buddho」,一遍接著一遍。接續不斷的憶念,最後「buddho」會成為一個穩定的專注對象(所緣),這時心就會回來了。不過,心回來後,你也不需放下「buddho」去迎接心。「buddho」是心的食物-狗總會回到有食物的地方。所以,你繼續憶念「buddho」,讓心吃飼料吃到痛快。吃飽後,心就會想要休息一會。而心休息時,心滿意足的覺受就會接著生起。因為那時心已靜下,不再亂跑,不會到處製造麻煩。「buddho」要修到什麼程度呢?修到心已穩定到你想趕都趕不走的程度。心中總有貪婪作怪的人們,最適合這個修行法門了。只要持續讓心有東西吃,你是怎麼趕它都趕不走的。要想禪修不再退步,「buddho」就是你的業處,「buddho」是不再進進退退、起起伏伏的關鍵。」
在教導像我這樣愚蠢的人們時,阿姜曼的開示會越加善巧。儘管我的愚蠢無法改善,但我相信阿姜曼的教導,而且我也照做了。幸好如此,否則我現在可能還在追逐我那四處閒晃、不肯進取的心,怎能捉住它呢?我寫出我所受的教導,只是記錄下一位智者如何能教導一位蠢材,好讓讀者能從智者的行為中獲得一些啟示。我不是要誇耀我的愚蠢,或是為了炫耀我能得到阿姜曼淳淳教導的這件事。
雨安居後,阿姜曼短暫回到班南姆村的道場,之後再去到班亨坑村,並在那裡的森林裡住了一段日子。接著,阿姜曼再搬去班南斯南村附近的一間位在山腳下的廢棄寺院,阿姜曼在那裡住了幾個月。在此期間,阿姜曼生了一場病,持續數日的高燒不退。如同以往,阿姜曼沒有服用任何藥物,他以「正法的療效」治癒了疾病。
1942年四月,阿姜曼前往烏汶府參加他的老師阿姜韶的葬禮。在火葬儀式結束後,阿姜曼回到班南姆村結雨安居。在這一次的雨安居,阿姜曼決定要好好訓練弟子眾。他激勵弟子們更加精進,他以各種善巧的方式促使弟子們發揮出最大潛能。雨安居期間,阿姜曼每四天招開一次集會。他在會中為弟子們開示、解答疑惑,讓許多比丘更了解法,進而證得心內在的力量。許多弟子在這段期間經歷到一些非凡的現象,他們會在集會時向阿姜曼報告。雖然我不像他們這樣有成就,但我很幸運地能夠在現場聽到這些境界與現象。這次的雨安居有許多值得紀念的事件發生,我想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在那段時間的經歷。
這一次的雨安居,阿姜曼開始以對待擦腳布的態度來對待他的弟子們。這句話是說,他的訓練方式變得更加強硬、更為高壓。在這之前,阿姜曼使用的是較為溫和的訓練方式,他對弟子們的缺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或許,他認為現在該是好好訓練我們的時間了。若再容忍,他就得繼續為我們處理問題、收拾善後;而我們或許永遠都不會從昏沉中醒來,永遠不知道月亮與星星有多麼明亮、天與地有多麼廣闊。因此,所有跟隨修行的比丘們都繃緊精神,更加投入禪修。果然,辛勞耕種者必有豐富的收穫,每個人都對自己的進展感到相當興奮。比丘們時常向阿姜曼敘述他們的進展,阿姜曼會解析這些內心的現象,幫助弟子們獲得更深一層的理解。另一方面,阿姜曼也會指出弟子們該改進的部分,以期弟子們臻至完美。只要有人提出疑問,阿姜曼一定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些不同的提問,再加上阿姜曼詳盡的回答,是法在實修方面的展現。對前來請教問題的比丘,或許大家提出的問題相似,但阿姜曼的回答則不一定相同。回答的內容,要視問題的特質與弟子的個性而定。阿姜曼總是以契合提問者程度的方式做出回答。阿姜曼會說明當下修行的重點,並對禪修方式給予適當提醒。參加集會的我們是何其有幸,能夠在現場聆聽這樣精彩的問與答!特別是聽到那些已達高深禪境的比丘們敘述禪修、或目前所遭遇的困難時,我們更是歡喜。這些經驗是我們在修行路上的地圖,我們深受吸引,真心希望能時常開會討論。常常集會時間還未到,比丘們早已坐定,每一位都期待看到這些有為者在問答時蹦出的火花,希望能多擷取一些經驗回去。
集會時,阿姜曼會提到各個不同面向的議題。譬如,他曾說過他的過去世、他自己剛開始修行所遭遇的困難、禪修時生起的現象、與生起的種種體悟。阿姜曼也曾詳細說明他是如何脫離這輪迴的泥沼、如何找到滾滾紅塵的邊際、又如何證得最終的解脫。我們這些期待能證得超凡正法的比丘眾,在聽到阿姜曼敘述那瑰麗壯闊的境界後,更是希望能儘快證得同樣的境界。但與此同時,聽到過程如此艱辛,我們也會有些沮喪,也會開始懷疑自己的資質是否足夠?怎能抵達阿姜曼已證得的境界?或許我們就是無法把自己的雙腳抽離泥沼,我們將永遠困在這苦難的輪迴裡?幸好,負面的想法不會時常出現。我們通常想到的是:阿姜曼是如何證得絕對的自由?我們怎能繼續沈睡?何時是我們證得自由的時刻?正向思維能激發起決心,讓我們能夠忍受修行時的艱難,一步一步向前邁進;而持續精進的結果,便是我們在每一方面都獲得了進展。阿姜曼在集會時的精闢開示,讓我們所有弟子都深受啟發感召,疲勞與倦怠往往就在聞法過程中煙消雲散。對阿姜曼的深厚信心帶給我們最需要的決心,我們得以不屈不饒地面對嚴厲的訓練。
佛陀教導世人應該多多親近善知識,這道理在我們這群跟隨老師修行與生活的頭陀僧身上,是再明顯不過了。在老師的身教言教下,弟子們持續精進,戒德、修行、與正見漸漸在我們的心內建立起來。雖然不期待我們在各個方面能達到老師的程度,最起碼我們是以老師為榜樣,盡量建立起同樣的戒德,我們再差也不會差到哪裡去。若反向為之,則勢必會出現相反的結果。與愚者親近者,勢必會變得越加愚蠢-佛陀的教導是雙向都成立。人們透過親近善知識而變得更好,人們也會因為親近惡知識而越來越差。若觀察一位優秀尊者門下的修行比丘,只要比丘跟隨老師的時間夠久,我們便能輕易看出老師指導的力量,這位比丘必定能建立起堅實的基礎。相反的,那些儘與愚者廝混的人,最終會成為一位愚者,甚至是無可救藥的愚痴。
這裡所說的愚者,指的是社會中人們常常會遇到的愚者;然而,人們必須了解還有「內在」愚者的存在。內在愚者是住在每個人內心的深處-就算是身著聖潔袈裟、舉止莊嚴、宣稱自己是佛陀弟子的比丘或比丘尼,心中都可能住著內在的愚者。我說的內在愚者,就是指那不願且不敢正視自己缺失的愚痴天性。我們的心存在著各式各樣的貪瞋癡,它們潛伏在表面之下,一有機會,它們便會以各種卑劣方式來顯現它們自身。多數世人似乎是天真無邪,他們完全不知道心內隱藏著這些煩惱。有些人們已注意到煩惱的存在,但他們通常會說服自己,只要煩惱躲在內心、不隨便在言行上顯現,那麼它們的那股酸臭味道就不是問題。事實上,無論煩惱躲在何處、表面做過怎樣的修飾,只要是煩惱,它就是腐敗且臭不可當的壞東西。我們不可認為沒表現出的煩惱就不是壞東西,只有表現出來的才是該處理的問題。煩惱的每個部份都惡臭難當,我們必須如此理解。
最聰明的聖者,佛陀,教導我們要遠離所有不善事物,與它們劃清界線,並在內心徹底根除它們。佛陀與他的阿羅漢聖弟子們已立下典範:他們的言行無可指責,內心無一絲瑕疵。無論身在何處,他們始終不受外界打擾、泰然自若。根據個人的觀察,我認為阿姜曼同樣是一位無瑕無垢的阿羅漢。我以十足的信心宣說此事,我願意為自己的話負責,我確信此事為真。若世人有所懷疑,請將矛頭指向我,或者與我討論。請不要私下議論阿姜曼-他早已不在天魔設下的圈套內了。
這年雨安居結束後,阿姜曼仍繼續住在班南姆村。在下一次雨安居開始前,阿姜曼離開了班南姆村,回到了曼谷。但不是住在上次住過的那間寺院,阿姜曼這次住在由阿姜康瑪區拉普摩號召興建,原本就希望由阿姜曼出任住持的新寺院裡。新寺院的環境很舒適,能夠讓比丘眾保持身心安康,是一個適合雨安居的場所。如同以往,阿姜曼會定期招開集會指導比丘眾。
綜上所述,阿姜曼連續三年都住在色軍府湯闊區的班亨坑、班南斯南、班闊、與班南姆等村落的周遭地區,三次的雨安居也都是在這些地方安居。除了教導比丘與在家居士外,阿姜曼也會教導那些前來拜訪的他界眾生。然而,來到色軍府拜訪阿姜曼的天人人數較少,遠遠不及阿姜曼仍在清邁府的時期。可能的原因是這些地區雖不熱鬧,但也不是低度開發的區域。天人們通常只會在節慶時日前來拜訪阿姜曼,例如摩伽日(譯註:國曆一或二月的月圓日)、衛塞節(五月的月圓日)、雨安居的第一天(七月月圓日之次日)、中間日(八、九月間的新月日)和最後一日(十月的月圓日)。這些日子之外,前來拜訪的天眾就更少了。
這三年由於可供居住的小屋不多,所以只有一小群幸運的比丘眾能夠跟著阿姜曼結雨安居。除非真的有居住空間,否則阿姜曼不可能多接受新來的比丘作為學生。雨安居之外的期間就不受此限制,因為前來尋求指導的比丘不一定要安住在寺院內。所以雨安居之後,前來拜見阿姜曼的比丘眾可說是絡繹不絕,而阿姜曼總是慈悲地指導他們的修行。
在第三年雨安居後的乾季,有一群來自班農修那奈村的在家眾前來拜訪阿姜曼。除拜訪外,他們邀請阿姜曼能否前往他們的村落,以利益當地的居民。阿姜曼接受了他們的請求,在村民的安排與護送下前往色軍府菲南尼空區那奈分區的村落,隔年阿姜曼便是在此雨安居。這段旅程,阿姜曼同樣是徒步由曼谷走至班農修。這兩個地點之間是一片茂密森林,整段路路況都不好。一行人白天時行走,太陽下山後便紮營休息。經過幾天的步行後,阿姜曼抵達了班農修。
到班農修不久,阿姜曼遭受到一次嚴重的瘧疾感染。這一型的症狀是病人會陣發性高燒、發汗、接著畏寒。症狀週期性地接續發生,時間至少有幾個月之久。病人在身心上飽受折磨,任何人感染過此型瘧疾後,終其一生聽到「瘧疾」都會害怕!那可怕的高燒似乎會跟著病人一輩子:每次病人認為病情正在好轉,身體有半個月、一個月、甚至數個月沒有出現症狀時,苦不堪言的發燒寒顫症狀卻又再次出現。病人要完全從瘧疾中康復,可能需要數年之久!
我先前描述過瘧疾如何會讓親戚們一個一個對病人失去耐心。若是女婿感染到瘧疾,他的岳父岳母很快就會嫌棄這個女婿;若是岳父或岳母其中一人感染,女婿同樣很快就不想再看到岳父岳母了。總之,患者會成為家庭裡的累贅。患者無法做任何粗重的工作,但是食慾不受影響,吃得多也睡得多;更糟糕的是,病人還會整天抱怨個不停。瘧疾是一種煩人的疾病,它絕對能磨掉任何人的心志,尤其是當年沒有藥物可治療,更增加人們的不安。感染到瘧疾的病人只能忍受,並祈禱瘧疾趕快離開。若瘧疾不肯離去,病人很可能會轉變為慢性瘧疾者,症狀將會持續多年。小孩子被感染後,通常會臉色蒼白,身材矮小,四肢瘦弱,肚子卻不成比例地腫脹起來。最常受到這類型瘧疾侵襲的是那些原本住在平原區、後來才遷居到森林地區的泰國人。世代居住在森林地區的泰國人也會受到瘧疾的侵擾,但他們的症狀比較輕微,不像平原區人民那麼嚴重。
瘧疾也常見於頭陀比丘中,這是因為比丘們常常在森林或山區遊方的緣故。若說瘧疾有什麼可向旁人吹噓、或當作是某種勇氣的象徵,那麼我絕對不比任何人遜色,我已多次遭受瘧疾的攻擊!當然,我只要想起瘧疾,我同樣會生起恐怖的覺受。抵達班農修村不久後,我便染上了瘧疾,那真是一個磨練心性的慘烈考驗。整個雨季,我都在高燒與寒顫之間爭扎;到了乾季,症狀仍斷斷續續地出現。瘧疾對我就是不肯善罷干休,我怎能不受苦?比丘也是人,也會感受到快樂與痛苦;回想起那些痛苦折磨,我自然會感到害怕。
阿姜曼定居在班農修之後,前來拜訪或跟隨他修行的比丘眾就慢慢增加了。雨安居期間,大約會有二十至三十位的比丘跟隨阿姜曼一起結雨安居與修行。除了住在寺院內,另外還有一些比丘住在寺院周圍的村落裡。同一村落或許有兩、三位比丘,某些村落可以有五至六位,條件更好的村落甚至可容納九至十位比丘。這些比丘雖然沒有與阿姜曼住在同一處,但他們都是住在可一日步行來回的距離之內。所以到了布薩日,可能有三十到四十位比丘會從周邊村落前往阿姜曼的寺院集會。加上與阿姜曼同住的比丘眾,參加集會的比丘眾就會有五、六十人了。若在雨安居期間之外,人數還會超過這個數目,因為總有來自各地的比丘前來尋求指導。在白天時,比丘們會各自散開、進入寺院外圍的茂密森林,擇一靜處,獨自修行。班農修的附近有著一大片森林,森林的寬度至少有幾十英里,而長度更是長到不易估計。森林沿著山脈一路延伸下去,看起來就像是無窮無盡。
在那個年代,從菲南尼空區向南直到加拉信府一整個區域都是森林,而奉行頭陀行的比丘有著在布薩日參加集會、背誦227條具足戒(波羅提木叉)3、並接受老師指導的義務。於是,阿姜曼位在班農修的寺院有著極大的便利性。它位處此區域的中央,方便四周的頭陀比丘們參加集會。想向阿姜曼請益的比丘們不用走得太遠,寺院四周又有適合居住的地方。在乾季時,阿姜曼的弟子們會遊方進入四周的山區,在這塊崎嶇不平的地區生活與修行。有些比丘住在山洞裡,有些則住在山壁下。那邊的山區散落著一間間茅草屋子的小聚落。一個聚落大約有五到六戶人家,居民們在山脊的平坦處種植農作物以維持生計,頭陀比丘們每日早上的托缽也就是在這樣的小聚落。頭陀比丘們另一個選擇是遊方至地勢較低的森林,森林中同樣有著許多由十到三十戶人家所聚集而成的村落。
班農修村的地理條件極佳,坐落在一個群山環繞、相當寬闊的山谷裡。村民把山谷裡能夠利用的地整平,在其上種植農作物。山谷的四周皆有山脊連接周邊的山脈,頭陀比丘們能夠輕易走去更高的山區或是進入森林,比丘們一定能在附近找到理想的修行場所。
因此不論是雨季或乾季,許多頭陀比丘會在這個地區遊方與修行。其中許多人每隔幾天便會走下山,前去拜見阿姜曼,聆聽教導,然後再回到山區修行。有些比丘是從更遠的地方前來班農修拜訪阿姜曼,有的比丘來自附近的縣市,甚至有遠從別的府前來的比丘。在方便旅行的乾季時,更是有許多來自別地區的比丘前來拜訪阿姜曼。
一些在家居士也會踏上旅程,親自前來拜訪阿姜曼並聆聽教導。人們從四周的村落、甚至是更遠的城鎮徒步走到班農修。只有年長者、婦女、或禁不起長途跋涉的人們,才會僱用牛車載他們到寺院。從菲南尼空區的市中心到班農修村只有兩條沙石路連接,較短的那一條路約有十二英里。短是短,但此路直接穿越山區,所以坡度較大。若不想走這條路,可以選擇另一條繞著山腳蜿蜒而上的道路,這條路的路徑大約是十五英里遠。不常長途跋涉的人們若選擇那條距離較短的路,他們可能會走不到班農修村,因為一路上都沒有可供休息的地方。不過,另一條路上也只有幾個村落,相隔甚遠,所以也算不上有優勢。兩條路的路況都不適合機動車輛通行,所以人們不是坐牛車,便是徒步前往,比丘們則都是徒步。當時,公共交通工具只行駛主要的幹道,不會開進幹道旁邊的支線。公車的班次也少,錯過班次的旅人常常得多花上一天的時間,才能等到下一班公車的來臨。
若出外旅行,頭陀比丘最常採用的交通方式就是徒步行走了。乘坐車輛對比丘們並不方便,因為車子裡有許多乘客,人與人難免擠在一起。頭陀比丘會把徒步旅行視為是修行的一個部份。決定要前往的山脈或森林後,比丘就不再三心二意,只專心在自己的腳步上,一步一步朝著目的地前進。彷彿這全程都是在經行,而道路就是他的經行步道。啟程後,比丘不會擔心下一個村莊在哪裡、或者能否在天黑之前找到一個可休息的住所。比丘一開始走路便會走到黃昏才停腳,停在何處便在附近找個可堪過夜的地方。隔天早上,比丘繼續前進,走到最近的村落後再入內托缽。在村莊,比丘向村民們托缽以獲得一天之所需。不論食物為何,比丘都會心滿意足地吃下村民提供的食物。或許食物並不可口,但比丘不會為此而苦-只要食物能支持身體,讓旅程繼續下去,怎麼會有抱怨?用完餐後,比丘繼續他平靜的旅程,直到抵達目的地。到一個新的地方修行時,比丘會特別留意水源的位置-在野外生活,這點相當重要。總之,比丘會四處勘察以決定一個最適宜修行的地點。
在合適的地點紮好營後,比丘把注意力轉向內心,開始從事他心內的功課。比丘會提起精進力,交替進行坐禪與經行,從白天修行至黑夜,再從黑夜修行至白天。在正念的導引與智慧的審思之後,比丘會選定一個適合自己的業處,持續專注在業處上,於是他的心能進入喜、樂、輕安,並進入禪定的平靜狀態。由正定逐漸退出時,比丘會注意到內心仍會有細微的現象生起。隨即,比丘以智慧觀察生起現象之生與滅,剖析並探究它們的因果。智慧審思的對象包括外在六塵與六根接觸而生起的種種意識;也包括內在身心因不斷運作而生起的波動。內在的波動雖然細微,但同樣會被六根六識辨識,並成為智慧檢視的對象。面對著生滅,比丘會思惟「無常故苦」的道理:所有事物都是生起後接著死去,事物註定不斷變化,無有常態。對任何會勾引心的事物,比丘不能視若無睹,更不能讓心放肆攀緣。比丘提起智慧,深入剖析自己的身與心。在剖析的過程中,比丘逐步了解身心的本質,也漸漸放下了對它們的眷戀。智慧就是比丘用來剖析的工具,比丘找出煩惱,一層一層地向下剖析,向下掘根,直到掘出煩惱完整的根系;接著,比丘毫不留情地斬斷根與莖,不給煩惱再次冒芽的機會。比丘的禪修只有一個目標:審察任何生起的現象。比丘以三法印去觀察一切現象或事物4,確知它們是無常、苦、與無我之後,比丘才有可能斬斷與之相關的煩惱。若有班農修附近的頭陀比丘生起了疑惑,他會盡快前去請教阿姜曼。等到疑惑釐清後,他便會回去自己的營地,繼續精進修行。
許多頭陀比丘都需要阿姜曼的指導,然而阿姜曼住的寺院容量有限,不可能收留這麼大量的比丘眾。所以許多頭陀比丘在接受阿姜曼的指導後,便會辭別阿姜曼並離開寺院。他們會前往週遭的森林或山脈,要不獨自一人、要不兩兩結伴。他們在附近尋找一個僻靜地點扎營居住,地點盡量離阿姜曼的寺院近些,方便他們再去請教阿姜曼問題。當然,選擇扎營地點這件事與每一位比丘的個性有關。有些比丘喜歡離老師近一點,他們或許會在三、四英里的距離內扎營居住;有些比丘選擇五到八英里遠的地點;有的比丘喜歡更偏遠的地區,他們可能會住在十二英里或更遠的地方。住在較遠地點的比丘在請教阿姜曼之後,當天就不會離去。他們會在寺院停留一個晚上,隔天一早再走回他們扎營的地點。
在當年聯絡森林與山區村落間的道路,完全不同於現在交通便利的省道系統。那些道路充其量只是小徑,是居民們往來附近村落時,披荊斬棘所闢出的步道。雖然不是經常使用,但偶爾會有村民經過、他們會一邊行走一邊維護路況,就這樣慢慢形成了村落間堪用的羊腸小徑。當地居民對這些路徑都算熟悉,但因為居民們不會常常拜訪遠方的親友,路旁的樹或草叢可能會長高而遮蔽住某些路口。對這些路徑不熟悉的人們,必須要非常小心謹慎,不然他們可能會走錯岔路而走進深處的叢林。到最後,旅人很可能會發覺自己早已迷路,卻不知該如何走回原本的路口。這地區村落間的距離可能有十二到十五英里遠,而且村落間完全是叢林而已。這種路徑真的需要小心謹慎,因為若走錯路,旅人就必須在叢林中度過一晚。不只如此,除非有獵人因追逐獵物而來到附近,旅人很可能遇不到任何人能為他帶路,或許他就再也出不來了!
3. 前世3. 波羅提木叉為佛教出家眾所應共同遵守的戒律,共有227條。在布薩日時,參加集會的比丘會逐條背誦這227條戒律。
4. 三法印是所有因緣而生之事物所共具的特徵。此三項特徵是:第一,世上沒有一件事物是常住不變(無常);第二,事物一定會與痛苦或苦難聯繫在一起(苦);第三,事物不具有任何可被認定為「自我」的部分(無我)。
One day, shortly after my arrival – during a time when I was extremely wary of Ãcariya Mun – I laid down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and dozed off. As I slept, Ãcariya Mun appeared in my dream to scold me: “Why are you sleeping like a pig? This is no pig farm! I won’t tolerate monks coming here to learn the art of being a pig. You’ll turn this place into a pigsty!” His voice bellowed, fierce and menacing, frightening me and causing me to wake with a start. Dazed and trembling, I stuck my head out the door expecting to see him. I was generally very frightened of him anyway; but, I had forced myself to stay with him despite that. The reason was simple: it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Besides, he had an effective antidote for pigs like me. So, I was in a panic. I stuck my head out, looking around in all directions, but I didn’t see him anywhere. Only then did I begin to breathe a bit easier. Later when I had a chance, I told Ãcariya Mun what happened. He very cleverly explained my dream in a way that relieved my discomfort – a tolerant approach that I don’t always agree with, since soothing words can easily promote carelessness and complacency. He explained my dream like this:
“You’ve just recently come to live with a teacher and you are really determined to do well. Your dream simply mirrored your state of mind. That scolding you heard, reproaching you for acting like a pig, was the Dhamma warning you not to bring pig-like tendencies into the monkhood and the religion. Most people do only what they feel like doing, failing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value of their human birth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actions. This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fully realize their human potential. There’s an old saying that someone is ‘not all there’. It refers to a basic lack of human potential arising from callous insensitivity to the fact that human beings possess intrinsic qualities that are superior to those of animals. This attitude promotes such degrading behavior that some people end up damaged almost beyond repair – an empty human shell lacking all intrinsic goodness. Even then, they are unaware of what has happened to them, or why.
“If we possess sufficient mindfulness and wisdom, Dhamma can guide us in investigating this matter for ourselves. Your dream was a good, timely warning – learn from it. From now on, whenever you’re feeling lazy you can use it as a means of stirring up the mindfulness necessary to overcome your indolence. This type of dream is exceptionally potent. Not everyone has a dream like this. I appreciate such dreams for they effectively stimulate mindfulness, keeping it constantly vigilant. This in turn accelerates progress in meditation, allowing the heart to attain calm with relative ease. If you take this lesson that Dhamma has provided and put it consistently into practice, you can expect to quickly achieve meditative calm. Who knows, you may even penetrate the true nature of Dhamma ahead of those who have been practicing meditation for many years. That dream of yours was very worthwhile. It wasn’t a bad omen by any means.
“Don’t be excessively frightened of your teacher – it will only cause you to feel uncomfortable all the time. Nothing of benefit can be gained from unreasonable fear of the teacher. He has a moral obligation to educate his students, using every means available to him. It’s not your teacher you should fear, but evil, for evil leads directly to suffering. I don’t accept monks as my students just so I can castigate them for no good reason. The training a monk undertakes is a stringent one, following principles laid down by the Buddha. A teacher’s guidance must follow the strict logic of these principles. If he deviates from this path, neither he nor the student benefits in any way.
“So put your mind at ease and work hard at your practice. Effort is key – don’t become discouraged and ease up. Dhamma belongs to everyone who truly desires it. The Buddha did not limit the possession of Dhamma to a particular individual. Everyone who practices in the right way enjoys the same right of ownership. Don’t forget that auspicious dream. Reflect on it often, and all pig-like tendencies will fade into the background – as magga, phala, and Nibbãna draw ever closer. Then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the domain beyond dukkha appears. It’s inevitable. I’m truly pleased about your dream. I have trained myself with a similar fiery intensity and I’ve always had good results. I found it imperative to use such methods throughout my years of practice, and now occasionally I must use similar methods to train my students.”
Ãcariya Mun used this interpretation of my dream to console a youngster who was new to the training. He was concerned this kid might lose heart and give up trying to make an effort, thus rejoining the fraternity of pigs. That’s why he resorted to this method of teaching. His teaching methods always displayed an unparalleled ingenuity. I often went to speak with him during that early period when my mental state was fluctuating between periods of progress and periods of decline – a time of particular stress and uneasiness for me – and he advised me in the same comforting manner. As soon as I paid my respect to him, he asked me how my citta was doing. If it happened to be a time when my meditation was progressing nicely, I told him so. He then voiced his approval and encouraged me to keep up the good work so that I could quickly transcend dukkha. If my meditation was deteriorating, I replied that my mind was so bad it seemed all traces of happiness had gone. He then adopted a sympathetic attitude:
“That’s too bad. Where’s it gone? Well, don’t be discouraged. Just put maximum effort into your practice and it will reappear for sure. It has simply wandered off somewhere. If you accelerate your efforts it will come back on its own. The citta is like a dog: it inevitably follows its owner wherever he goes. It won’t just run away. Intensify your practice and the citta is bound to return on its own. Don’t waste time thinking about where it’s gone to. Wherever it’s gone, it can’t possibly run away. If you want it to return quickly, concentrate your efforts. Any discouragement will only boost the citta’s ego. Thinking you really miss it so much, it will play hard-to-get. So stop thinking about the citta you’ve lost. Instead, think “buddho”, repeating it continuously, over and over again. Once the word “buddho” has been mentally established by repeating it continuously in rapid succession, the citta will hurry back of its own accord. Even then, don’t let go of buddho. Buddho is the citta’s food – as long as there is food, it will always come running back. So repeat “buddho” constantly until the citta has eaten its fill, then it will have to take a rest. You too will feel satisfied while the citta rests calmly. When it’s calm, it ceases to run madly about looking to cause you trouble. Keep this practice up until you cannot chase it away, even if you want to. This is the perfect method to use with a mind whose ravenous appetite is never satiated. As long as it has enough food, it will not leave even if you try to drive it away. Follow my advice and the state of your citta will never again deteriorate. Buddho is the key. So long as its food is there, it won’t stray. Do as I say and you’ll never again experience the disappointment of seeing your citta get worse time and time again.”
This was yet another technique employed by Ãcariya Mun to teach those of us who were really stupid. But at least I believed him – in my own stupid way. Otherwise, I would probably still be chasing after a mind in perpetual decline without any chance of ever catching it. I’ve written about this matter for the sake of those readers who may glean some useful ideas from the way a clever person teaches a stupid one. It is not my intention to glorify my own stupidity or the lenient treatment that I received from Ãcariya Mun at that time.
FOLLOWING THE RAINS RETREAT, Ãcariya Mun returned briefly to Ban Na Mon and then moved on to Ban Huay Kaen, settling in the nearby forest for awhile. From there he moved to an abandoned monastery at the base of a mountain near the village of Ban Na Sinuan, remaining there for several months. While he was there, he came down with a fever which lasted for days, curing himself as usual with the ‘therapeutic power of Dhamma’.
In April 1942 he traveled to Ubon Ratchathani to attend the funeral of his teacher, Ãcariya Sao. Once the cremation ceremony was completed, he returned to Ban Na Mon for the rains retreat. During that retreat Ãcariya Mun employed a wide variety of methods to press his students to maximize their efforts, exhorting them to be diligent in their practice. He called a meeting once every four days throughout the entire rains period, helping many monks to develop in Dhamma and attain inner strength. Many experienced unusual insights which they reported to Ãcariya Mun. I had the privilege of listening to those experiences, although I was not as accomplished in my practice as many of the others. Many memorable things occurred during that rains retreat – things that I have never forgotten. I will remember those outstanding experiences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During that retreat period Ãcariya Mun began to use tough, coercive measures with us, treating us more like old footrags. Until then, he had used relatively gentle methods, turning a blind eye to our shortcomings. He probably decided that the time was right to get tough with us. If he continued to tolerate our lapses indefinitely, he would feel burdened all the time and his students would never awake from their slumber long enough to open their eyes and see the earth, the sky, the moon and the stars. As a result, all the monks were eager to do meditation practice and excited about the insights they gained from their efforts. Monks routinely described their inner experiences to Ãcariya Mun so that he could help them to further their understanding. At the same time, he would point out how they could perfect those aspects of their practice that still needed improvement. He did his best to answer every question that was put to him. Those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s, when he gave advice to specific individuals, were engrossing expositions on the practical aspects of Dhamma. His responses to the monks who approached him about their meditative experiences were never predictable, being dictated by the specific nature of the experience or the question under discussion. He always answered in the manner best suited to the individual student, elucidating points of practice and recommending techniques appropriate for his specific level of practice. Those of us, who had the privilege of listening in, especially enjoyed hearing about the meditation experiences and questions posed by monks whose practice had reached an advanced stage. We were truly captivated then, wishing for those discussions never to end. We were keen to hear such exchanges very often and so this Dhamma to our heart’s content.
ÃCARIYA MUN ADDRESSED many different topics during the course of a meeting. He told us about his past lives. He recounted the initial stages of his own practice, including insights into various phenomena arising in his meditation. He elaborated on the methods he used in his struggle to extricate himself from the quagmire of saÿsãra to the point where he verged on transcending the world of conventional reality, and how that final transcendence actually occurred. Talk of his supreme attainment made those of us, who yearned for this transcendent Dhamma, eager to attain it ourselves. This prompted some of us to feel a bit dejected, wondering if we really had enough inherent potential to successfully reach that sphere of Dhamma that he had realized to perfection. Perhaps we would remain stuck in this quagmire forever, unable to escape from the deep pit of saÿsãra. How is it he can attain freedom, yet we still cannot arouse ourselves from sleep? When will we be able to realize the same transcendent freedom he has? This sort of thinking had the advantage of awakening a persistent determination in us to tolerate the difficulties and press ahead with our efforts. This in turn facilitated every aspect of the practice. We were so inspired and energized by the Dhamma he so kindly elucidated for us that all sense of weariness and fatigue vanished. Our faith in him gave us the necessary strength to willingly shoulder the heaviest burdens.
The Lord Buddha taught us to associate with the wise. The truth of this is obvious to students living in the presence of a good teacher, listening day in and day out to his uplifting instructions. Their enthusiasm gains momentum as his teaching gradually permeates deep into the fabric of their being, and his virtuous qualities eventually infuse their characters. Although they cannot hope to match him in every respect, at least they exemplify their teacher’s virtues. The opposite also holds true: the more we associate with fools, the worse off we are. These two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are equally valid: we can become good through association with good people, or we can suffer harm through association with bad people. If we observe someone who has spent a long time training under a good teacher, it is evident that he has gained some steadfast principles from that relationship. Conversely, it’s obvious that those who get mixed up with fools will eventually display the same foolish characteristics – or perhaps worse ones.
Here I am referring to the external fools we meet in society. But you should understand that there are still other, internal fools buried deep within the personalities of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 even well-mannered people like monks and nuns who wear the sacred Buddhist robes, openly proclaiming themselves to be disciples of the Lord Buddha. By inner fool, I mean the craven stupidity and timidness that makes us shrink from facing up to the mind’s baser instincts, which are just waiting to express themselves in ignoble, degrading ways. Many people are unaware of the repugnant forces buried within their minds. But even people who are aware of them tend to believe that as long as those things remain hidden inside and do not express themselves in speech or actions, then their repugnance is not really an issue. In truth, all bad things, regardless of where they exist, are intrinsically repugnant by nature. It’s not necessary for bad instincts to express themselves externally to be considered repugnant. They are already frightfully repugnant in and of themselves and must be dealt with as such.
That wisest of sages, the Lord Buddha, taught us to renounce all bad things and root them out, completely eradicating them from our hearts. The Lord Buddha and his Arahant disciples were perfect examples of this: Both their hearts and their conduct were free from blemish. Wherever they lived they always remained unperturbed and sublimely contented. In my opinion, based on personal observation, Ãcariya Mun was another monk free from blemish. I say this with complete confidence, accepting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I am certain that it is true. Any skepticism should be directed at me, not Ãcariya Mun – his escape from the snares of Mãra is already well completed.
AFTER THERAINS RETREAT, Ãcariya Mun continued living at Ban Na Mon for many months. Just prior to the next retreat he moved back to Ban Khok, but not to the same forest monastery where he previously lived. He stayed in a new monastery, built and offered to him by Ãcariya Kongma Chirapuñño. He found the location quite suitable, comfortably spending the rains retreat there in good health. As usual, he held regular meetings to instruct the monks.
In summary, Ãcariya Mun stayed continuously in the area around Ban Huay Kaen, Ban Na Sinuan, Ban Khok, and Ban Na Mon in the Tong Khop district of Sakon Nakhon province for three successive years, including three rainy season retreats. As usual he taught the nonphysical beings who contacted him, though fewer devas came in Sakon Nakhon and their visits were far less frequent than those of devas in Chiang Mai. It was probably because the region was less remote, and thus less secluded. They tended to come only on religious festival days, such as Mãgha Pýjã, Visãkha Pýjã and the observance days at the beginning, the middle, and the end of the rains retreat. Other than that, relatively few devas came to visit him.
Only a small group of monks actually spent these rains retreats with him due to a limited number of available huts. He could not accept new arrivals unless there were vacancies. The situation was different outside of the retreat period. Then monks from many different places came to train under him. Following the retreat, a steady flow of monks came and went at his monastery, and he always very kindly made a special effort to instruct them in their practice.
In the dry season, following the third rains retreat, a group of lay people from the village of Ban Nong Pheu Na Nai went to see Ãcariya Mun, and invited him to return with them to live near their village. He accepted their offer, and was escorted to their village in the Na Nai sub-district of Phanna Nikhom in Sakon Nakhon province, where he spent the next rains retreat. He traveled the distance from Ban Khok to Ban Nong Pheu hiking through thick forest, camping out along the way each night. Making his way through rough, wooded terrain the entire way, he finally arrived several days later.
Soon after his arrival, he came down with a severe case of malaria. The symptoms of this strain of malaria alternate between bouts of very high fever and shivering cold chills. It’s a punishing affliction that lasts for months. Anyone falling victim to such severe malaria lives to dread it because the fever never quite seems to go away. It may last for years, the symptoms returning again and again after apparently having been cured. The fever can disappear for fifteen days, or maybe a month; and then, just when one thinks it’s finally cured, it resurfaces. Sometimes several months may elapse before it returns.
I previously described how malarial fever caused in-laws to lose patience with each other. If the son-in-law came down with it, his wife’s parents soon became fed up with him. If one of his wife’s parents had it, the son-in-law soon got fed up. The patient became a burden on the rest of the family because – although he couldn’t do any heavy work – he still ate a lot, slept constantly, and then complained bitterly no end. Malaria is a most tiresome illness which tries everyone’s patience. Its effect was compounded by the fact that in those days there were no effective medicines for curing malaria as there are today. A person contracting it just had to wait for it to disappear on its own. If it refused to go away, it could easily become a chronic condition, dragging on for years. Young children who became infected usually had swollen, distended bellies and pale, anemic complexions. Natives of the low-lying plains, who had moved to settle in forested areas, tended to be the worst victims of this strain of malaria. Indigenous forest inhabitants symptoms were seldom so severe as those of people who came from open, lowland areas.
Malaria was also common among dhutanga monks, as they normally liked to wander extensively through forested mountain areas. Were this dreaded disease something valuable, something to boast about, then I myself could boast with the best of them, having suffered its devastating effects many times. It scares me just thinking about it now. I was hit with a case of malaria my very first year at Ban Nong Pheu, an ordeal that severely chastened me. Fever plagued me the entire rainy season, then lingered on intermittently into the dry season, refusing to completely go away. How could I fail to be chastened? Being fully sensitive to pleasure and pain like everybody else, monks naturally dread the thought of pain and discomfort.
Once Ãcariya Mun became settled at Ban Nong Pheu, the number of monks coming to stay with him on a regular basis steadily increased. As many as twenty to thirty monks came each year to spend the rains retreat with him. In addition to the monks who lived in the monastery, many others stayed close by in the vicinity of other small villages. A few monks lived together in some locations, five or six in others, and occasionally nine or ten in some places. Each of these groups stayed in separate places, all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of Ãcariya Mun’s monastery. As many as thirty to forty monks from the surrounding area used to assemble at his monastery on uposatha observance days. Combined with resident monks, the total assembly easily reached fifty or sixty. Outside the retreat period, it sometimes exceeded that number, as monks continuously arrived at Ban Nong Pheu seeking Ãcariya Mun’s guidance. During the day they dispersed into the thick forest, surrounding the monastery grounds, to do their practice in solitude. The forest in this region was many tens of miles wide, while its length was almost unlimited as it extended along a series of overlapping mountain ranges that seemed to stretch on forever.
In those days, virtually the whole region from the district of Phanna Nikhom south to the province of Kalasin was blanketed by forests. For this reason, Ãcariya Mun’s monastery at Ban Nong Pheu proved to be an excellent central location for dhutanga monks of the kammaååhãna tradition who were obliged to attend regular recitations of the Pãåimokkha 3 and receive Dhamma instructions from their teacher. Those wanting to come with questions about their meditation practice could easily do so. During the dry season, his disciples wandered off into the surrounding mountains, living and practicing in the many caves and under the overhanging rocks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rugged terrain. Numerous small settlements of thatched huts dotted the mountain ridges where five or six families eked out a living, growing crops. Many dhutanga monks relied on those communities for their daily alms food. But they could live conveniently anywhere in the region’s thick forests since small village communities of ten to thirty houses were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village of Ban Nong Pheu was situated in a rather broad valley completely surrounded by mountains. The villagers made a living by farming the land they could clear. Beyond that, forested mountain ranges stretched in every direction, making it an ideal place for dhutanga monks who easily found the kinds of secluded sites they preferred.
Consequently, large numbers of dhutanga monks lived throughout the region, in the rainy and the dry seasons alike. Many went to see Ãcariya Mun regularly, and then wandered off again to practice in the mountains, walking down from there to hear his instructions, then returning to continue their practice. Some traveled from other provincial districts, or even other regions, to train with him at Ban Nong Pheu, especially in the dry season when travel was more convenient.
Lay people also made the arduous journey to pay their respects to him and hear his advice. They traveled by foot from locations all around the region, some, quite far away. Everyone came by foot, except for the elderly and women who, unaccustomed to hiking, hired ox carts to take them to the monastery. The dirt track extending from the main district of Phanna Nikhom to Ban Nong Pheu was about twelve miles long, following a path that cut straight up through the mountains. Following a more circuitous route around the base of the mountains, the distance was about fifteen miles. Those unaccustomed to hiking would never make it if they took the direct route, since there were no villages along the way where they could find food and shelter. The more circuitous route had only a few villages, spread far apart; so it wasn’t very convenient either. Monks traveling to see Ãcariya Mun went on foot, there being no road to Ban Nong Pheu that was suitable for motorized traffic. What public transport there was in those days went along the main provincial highways, and then only infrequently. Latecomers usually missed their ride and wasted a whole day waiting for the next one.
DHUTANGA MONKS PREFERRED traveling by foot. They found riding in vehicles inconvenient, since they were usually crowded with people. A dhutanga monk considered hiking from place to place simply another aspect of his meditation practice. Once he determined which mountain range or forest he wanted to head for, he focused on his practice and started his journey as though he were walking in meditation and the forest trails were his track. He did not fret about where the next village might be or whether he would reach it before dark. He resolved to walk until dusk, then look for a place to rest for the night. The next morning he walked on until he reached the nearest village. There he collected alms food from the local inhabitants as he passed through. He was satisfied to eat whatever they offered. The quality of the food was usually poor, but that didn’t worry him – if it was sufficient to keep him going from one day to the next, he was contented. Having eaten his meal, he continued on his journey peacefully until he reached his destination. There he searched until he found a site in the forest that best suited his personal requirements. H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availability of water – a vital requisite when living in the wilds.
Having set up camp in a suitable location, the dhutanga monk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the task of intensifying his efforts internally, alternating walking and sitting meditation around the clock, day and night. Bolstered by mindfulness and aided by the contemplative faculties of wisdom, he concentrated on a Dhamma theme that suited his temperament, thus inducing his heart to drop into the peaceful calm of samãdhi. Withdrawing from samãdhi, he focused on developing wisdom by investigating whichever phenomena arose in his field of awareness. Subjects included impressions from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at constantly impinged on his sense faculties, and aspects of his internal environment, such as the physical elements and the sense organs, which continually fluctuate as they remain constantly in motion. He meditated on viparinãmadhamma: that all things perpetually come and go, subject to the instability of constant change. He could not afford to be apathetic toward anything that might entangle his heart. He used wisdom to thoroughly analyze his body and mind to clearly understand their true nature, gradually letting go of any attachment to them. Wisdom was the tool he used to excavate the entire root system of the kilesas, relentlessly destroying them trunk, roots, and all. His mind was fixed on a single purpose: investigating all arising phenomena. Everything that made contact with the mind was scrutinized in terms of the ti-lakkhaõa 4 to gain insight into its true nature, thus eliminating the kilesas associated with it. Any dhutanga monk who felt uncertain about his mode of practice returned to Ãcariya Mun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o ask him for clarification. As soon as his doubts were cleared up, he left, returning to the seclusion of the mountains to press ahead with his spiritual development.
Many dhutanga monks relied on Ãcariya Mun to give them guidance in meditation. There was not sufficient room in his monastery to accommodate them all. So, after receiving his instructions, they went to live in the surrounding hills and forests. Spreading out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either alone or in pairs, each monk looked for a secluded place to set up camp that was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of Ãcariya Mun’s monastery. In that way they could return to see him with minimum inconvenience. Depending on individual preferences, some monks lived three or four miles away, others between five to eight miles, while a few might have lived as far as twelve to fifteen miles from him. Monks traveling a distance of twelve miles or more to consult Ãcariya Mun remained overnight in his monastery before walking back to their respective locations.
The trails that connected forest and mountain hamlets then we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provincial roads seen everywhere today. They were mere dirt tracks that those communities had used for ages to keep in touch with one another; and all the local people were familiar with the routes. Since the villagers seldom made long treks to visit one another, the trails were often overgrown and obscured by undergrowth. Anyone unfamiliar with this network of trails had to be very careful not to take a wrong fork and get lost in the densely forested terrain. One might well end up in an area where there were no settlements at all. The distance between some communities could be twelve to fifteen miles of uninterrupted jungle. Such lengthy trails required special caution, for any traveler who lost his way would almost surely end up spending the night in the wilderness without any food. Besides that, he might never safely find his way out unless he chanced upon a hunter who pointed him in the right direction or conducted him back to the main trail to his dest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