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 of page

6-6 The Funeral

阿姜曼的葬禮

到了那一天的上午,阿姜曼逝世的消息已傳至附近的城鎮。色軍府府城的各級官員、附近寺院的阿姜們得知消息後,都趕來了蘇達瓦寺。大家都想瞻仰遺體、想向阿姜曼致上最後的敬意。這剛好也是一個能討論喪禮事宜的適當時機,資深弟子們便邀請這些人士一起開會。討論之後,與會人士達成了幾項共識。首先,喪禮必須莊嚴且盛大。因為喪禮必須配合亡者的身分,而阿姜曼至高無上的成就,再加上全國民眾對他的崇高景仰,喪禮絕不能簡單辦之。第二,官員們會聯絡各大報社與電臺,立刻將阿姜曼逝世的消息傳遞出去。這樣,全國各地的信眾們才能盡快知道這個消息。

 

當新聞傳出去之後,四面八方的比丘眾與信眾開始大量湧入蘇達瓦寺。從公布消息到火葬的那一天,每天都有眾多的民眾前來瞻仰遺容。居住在蘇達瓦寺附近的民眾大多在致哀後便會返回自家;但住得較遠的民眾通常不能當日往返,他們需要在寺院過一夜後,隔天上午再啟程回家-當時的交通畢竟不似今日這樣地方便。

 

從阿姜曼短暫停留於班斐寺的期間起,前來拜訪的人們便會隨身帶來許多欲供養給阿姜曼或僧團的各式物品。這段時期民眾四事供養的量是前所未見的多,數量大到我們難以一一記錄-對阿姜曼的各式供養是持續到阿姜曼去世的那一天為止。而湧入寺院裡的捐贈物品,則如雨季時永不停止的大雨一般!在他的比丘生涯裡,阿姜曼時常會收到在家居士的捐贈,不論他人是在城市裡或是在山區遊方時皆是如此。即便是最偏遠荒涼的地區,總會有民眾願意走進茂密的森林、翻越山嶺,只為能親自向阿姜曼做出四事供養。而阿姜曼安貧樂道,比丘的隨身資具就足以度過他每一日的修行生活。於是在收到供養後,阿姜曼會把物資轉贈給需要幫助的人們。阿姜曼從沒想過要自己留下這些物資,轉贈出去後他也絕不會後悔。不論是何種物品、價值如何珍貴,阿姜曼一律捐贈出去。若提到比丘身邊可擁有的生活資具,阿姜曼可能比世間任一位比丘都要不如;但若論及所接受過的四事供養,阿姜曼得到的供養總量卻多到令人不敢置信。只不過阿姜曼收到多少,就會送出多少,甚至他還會想辦法送更多的物資出去!獲得物品供養後,阿姜曼會趕緊找到有需要的人民,好將物品贈送出去。有時候,阿姜曼身邊並無物資、但知道有人需要物資救急時,他會想辦法找出解決之道,而且還會盡量不讓受幫助的人們知道此事。往往阿姜曼在哪兒行腳,附近的寺院就會獲得他們急需的物資。出於此因緣,許多弔唁的人們仍準備了物資要供養給阿姜曼,這些物資就先放置在阿姜曼靈柩旁的空地,等待僧團決定該如何處置。

 

資深弟子眾與政府官員另一項共識是,火葬儀式不宜太快進行,應該先保存阿姜曼的身軀好讓民眾前來弔唁,等待一段時間後再舉行火葬。討論之後,葬禮預定在西元1950年一月的上半旬舉辦,而政府官員們將會準備一個適合保存阿姜曼遺體的棺柩。

 

當天的下午四點,僧團舉行了遺體淨身儀式。許多在家居士、沙彌、與比丘眾參加了這個莊嚴的儀式。比丘們先將白布一層一層裹上阿姜曼的身體,裹好後再讓阿姜曼穿上原本的袈裟;接著,比丘們恭敬地把阿姜曼的屍體安置於一個特製的棺柩。這個棺柩的上方面板是由整片玻璃製成,前來弔唁的民眾能夠從上方看見棺柩內的阿姜曼。這設計極為善巧,之前無緣拜見阿姜曼的人們能夠一睹阿姜曼的面容,所有人都不會有遺憾。為了表彰與紀念阿姜曼,以達瑪恰迪長老為首的僧界,在這段時間籌劃了多場夜間誦經與開示法會,許多在家眾與比丘眾熱情參與,並從中獲得了許多利益。

 

與阿姜曼喪禮有關的法會與儀式,當地民眾都有參與並且慷慨贊助。上自政府官員或商界領袖,下至一般的民眾,每一個人都是歡喜地做出貢獻與捐贈。這裡的人們對佛教有著最真誠的信仰,認真看待身為在家人的責任與義務,絕不置身事外。從阿姜曼離開人世到火葬典禮的那一天為止,色軍府的人民可說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他們盡一切努力以確保暫住在蘇達瓦寺的沙彌與比丘們能舒適且如法地生活。人們熱心參與葬禮準備工作,注重每一項細節。他們決心要辦出一個成功且得體的葬禮,耗費再多的時間與金錢也在所不辭。

 

在火葬舉行前的幾個月,有數百名的比丘們來到了色軍府,比丘們是前來向阿姜曼的遺體作最後的致意。大多數的比丘們在瞻仰遺體後便返回自己原本的居所,但有超過一百位的比丘們留了下來。他們住在寺院裡,並參與葬禮的準備工作。面對比丘眾的大量湧入,城內居民不感到困擾,居民們每天會準備足夠的食物來供養僧眾。早上,托缽的比丘們排著長隊,依序走向等在路旁欲供養的民眾,隊伍之長幾乎看不到盡頭!儘管比丘眾數量大增,人們準備的食物仍是綽綽有餘。從未有比丘得不到供養,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皆是如此。可以說,比丘的人數越多,人們的布施越是熱絡!

 

我親眼目睹了城內民眾在那段期間所做出的大量布施,我責無旁貸,我必須為後世紀錄下這一群樂善好施的民眾。我深受感動-我想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我從來不預期自己能見證有這樣值得欽佩的民眾,他們群策群力,他們做出種種犧牲與奉獻,只為舉辦一場莊嚴且隆重的火葬典禮。有幸身在這樣廣大布施的現場,我在此向色軍府人民表達我的敬佩:你們確實是如法的一群居士,你們擁有不退卻的信心。你們的殷殷款待讓所有沙彌與比丘同感溫馨,我會永遠記得這一切的!

 

另外,我還要感謝那些非受過阿姜曼教導、但仍留下幫忙的沙彌與比丘眾。他們犧牲自己的修行時間,留在寺院裡安排喪禮的事宜;哪裡需要人力,他們便主動捲起袖子,與在家人一起揮汗工作。早在火葬日之前,沙彌與比丘眾就已經大量湧入色軍府府城,而預計葬禮當日還會有超過一萬位民眾前來弔唁。面對這樣大量的來賓,居民們搭起數個大型帳篷與天幕,也在外圍處設置多個廚房與可用餐的區域,希望能為觀禮者提供一個較為舒適的場所。這些設施在阿姜曼逝世後便開始籌備與建造,而在喪禮開始前,所有建設工程都及時完工了。

 

但隨著火葬典禮日的逼近,從各地前來的在家眾與出家眾人數是越來越多,原本足夠的空間與休息場所漸漸不敷使用。而且日期越接近喪禮,人潮越是洶湧。到最後,幾乎再沒有任何空間能容納持續湧入的民眾。在葬禮的前幾天,寺院裡所有小屋已住滿比丘,連寺院週遭的林道上滿滿都是出家眾,他們是從全國各地行腳前來的沙彌或比丘。這些出家眾大多在樹林內或林道旁邊紮營,寺院週遭樹林內到處可見他們的白色傘帳。照我的估計,在蘇達瓦寺周圍林地紮營的出家眾大約有八百多名;另外,還有數百位是借宿在蘇達瓦寺附近的寺院裡。整個來說,有超過一千名的沙彌與比丘參加了阿姜曼的火葬儀式。至於在家眾的人數,那更是多到難以估計了!一些在家居士是在寺院裡搭營或住宿,但更多的民眾是住在寺院之外。有些民眾直接在府城內的空地或有種植樹木的地方過夜,有些則住在府城較為熱鬧的地方。府城內的旅館並不多間,可想而知所有旅館這幾天都呈現客滿狀態,旅客們想擠都擠不進去!在典禮那日,如此大量的民眾全都向火葬廣場的周圍聚集。要估計出參與阿姜曼火葬儀式的總人數實在是個困難任務,我認為至少有數萬位民眾吧!

 

然而,這樣大規模的儀式中有一件相當奇特之事-除了人們偶爾的咳嗽聲,整個會場是安靜無聲的!藉由廣播系統,司儀的聲音、阿姜們的致詞與誦念祝福都清楚傳遞到每一個人的耳朵內。火葬儀式完全按照森林頭陀比丘的規範與傳統,絕不會穿插任何表演或雜耍來娛樂群眾。考量許多無法前來觀禮的民眾,火葬儀式也會由電信廣播同步播送到全國各地。在主要廣場旁,有另一個擺放來自全國各地信眾所供養的食物、衣服、與其他供養品的小廣場。擺放的物品一層堆著一層,儼然像是一座山頭。數百袋的稻米已在小廣場上,而信眾仍持續運來一車又一車的稻米與食物,信眾不希望參加儀式的民眾與出家眾有餓肚子的可能。而人們供養布匹的數量,或許可以填滿一整座的布料廠。我個人從未參觀過布料廠,我對工廠多大其實並沒有清楚概念;但我深深相信,現場的這些布匹絕對能塞滿任何一座的布料廠!

 

若剛才的描述有些誇張,我在此向讀者們道歉。看到這麼多信眾做出的供養布施,我以身為泰國人而感到驕傲,或許我的驕傲是超過了些;但不管如何,我以前從未想過泰國人民是如此慷慨大方。目睹這廣大布施後,我就確信泰國果真有著許多樂善好施的民眾。安貧樂道與慷慨布施應該是泰國人民的本性。泰國在地球上不過是一蕞爾小國;但泰國人民崇尚慈悲與分享,泰國人民展現出的樂善好施可不會輸給別人,這完全符合一個佛教國家該有的表現。佛教可說是泰國的國教,而佛教向來教導人民應以慈悲心對待所有的眾生。因此,絕大多數的泰國人民都期許自己能成為一位心胸寬大且樂於助人的居士,沒有人會贊許慳吝或錙銖必較的行為。

 

要觀察泰國人民的樂善好施,最佳的觀察地點莫過於阿姜曼的火葬儀式會場了!信眾提供了各式各樣的物品,每一樣的數量都多到超乎想像。廚房裡用來煮飯的鍋可不是一般的鍋,它們又大又重,翻動其內的飯菜還需要特製的大型鍋鏟。而飯菜煮好之後,每一個飯鍋、菜鍋都需要兩名壯漢才能夠抬到比丘眾用餐的地點。由於此次前來的比丘數量眾多,主辦單位設置了多個用餐地點容納比丘眾。比丘們多是一群一群用餐,譬如是三四十位比丘在同一個用餐區用餐,大一點的用餐區甚至可容納五六十位。這些用餐區設置在廣場外圍,彼此相隔不遠。也有小型的僧眾,譬如是九至十位比丘的團體。這些多是森林頭陀比丘,他們奉持一缽食,直接在紮營處進食,不會到用餐區用餐。頭陀比丘們不需要餐具,這也讓主辦單位方便些。另一些小型僧眾是由具備行政職務的長老與其隨行弟子們所組成的,主辦單位則會為他們準備碗盤與餐具。

 

一鍋一鍋的飯菜抬至定位後,比丘們會按照戒臘多寡,依序取用米飯、菜餚、與甜食。比丘們不會使用多餘的碗盤,而會把所有食物放入同一個缽內。這是比丘眾正常的進食方式-比丘不應分別食物,該把食物混合在一處。感謝阿姜曼的庇佑與民眾的布施,比丘們總享有充足且豐盛的食物。

 

儘管有這麼多的民眾聚集,在葬禮期間,會場內從沒有出現過任何的飲酒鬧事、爭吵打架、或偷竊強盜等事件。若發現遺失物品,人們會交給服務人員;之後再經由廣播系統,通知物主前來認領。若遺失物品的價值較高,廣播員便不會描述遺失物的細節。他只會說:找到一個貴重物品,請失主趕緊前來認領。等到失主說出遺失物品的細節後,物品才會歸還給物主。若是一些常見但不貴重的物品,廣播員會簡單描述細節,好方便失主前來領回。若是現金,廣播員只會宣布拾獲一些錢,不會說出金額或皮包的相關資訊。等到失主正確說出金額與皮包等等資訊,物主才能領回他所遺失的金錢。

 

在火葬儀式正式開始前,大會總共舉辦了四天三夜的紀念活動與開示法會。這些活動在許多面向上都是值得讚揚的:首先,儘管參加者眾,會場上幾乎沒有任何雜音;再來,從沒有出現過任何偷竊打鬧事件,所有遺失物品都能迅速交還給失主或主辦單位;最後,所有參與的沙彌與比丘們都展現了沉穩寂靜的態度,他們的舉止合宜合法,堪為在家人的表率。世間其它的活動,只要參加民眾一多,以上任一種情況幾乎都無法達成,更不要說在一場典禮全都具足,這真是值得讚嘆啊!

 

在紀念活動期間,連續三天的晚上八點鐘時,比丘眾會聚集在廣場唱誦經文,之後還會有一位長老上台開示法義。依照傳統,在唱誦開示結束後,居士們會供養布匹給這些比丘眾與長老。早上在比丘們用過早餐後,也會有居士供養功德衣給比丘們的活動。大會並沒有限制供養功德衣的時間,欲供養的居士們可於白天時間做出供養。因為短短四天期間,許多在家居士千辛萬苦地趕到會場,他們不一定能在這裡待上幾天,但每一個人都期盼著能將自己準備的功德衣供養出去。若大會限制了供養時段,許多居士恐怕便無法將手中的功德衣捐贈出去。要避免整日供養活動可能帶來的紛擾,解決之道是提供居士們一個能快速供養功德衣的方法。攜帶功德衣的居士們會被服務人員引導至廣播服務處,居士們再向廣播人員表明他欲供養的對象。在這樣大型的集會中,利用廣播系統是最方便有效的方法。若讓居士自己去找某一特定比丘或僧團,那肯定會耗時更久且製造紛亂。因此,若居士想供養物品給某一特定比丘,廣播人員便會廣播這位比丘,請比丘前來服務處接受供養。服務人員有完整的出席比丘名單,這是因為所有的沙彌與比丘在抵達會場時,都被要求到服務處登記名字;服務人員也告知出家眾,若有需要,主辦單位會依照此名單廣播尋人。這樣的安排有兩大好處,一是主辦單位得以正確計算參加葬禮的沙彌與比丘眾的數目,二是廣播服務人員在需要時能夠正確地讀出比丘的名字。

 

每天的早晨,奉持「常行乞食」的頭陀比丘們會走到附近的村莊或城鎮托缽,唯一例外的是火葬儀式的那一天。在那一天,居士們特別請求比丘們不走進村落,只要走到寺院的外圍即可。居士們在寺院內或外的各個地點排成一列,等到托缽比丘們經過時,居士們再親手將食物供養至比丘的缽裡。

 

紀念活動始自農曆的三月十日,而到了三月十三日的深夜,阿姜曼遺體的火化儀式才正式進行。裝著阿姜曼遺體的靈柩是放置在廣場的一個柴堆上,柴堆地點就是在今日蘇達瓦寺布薩廳的位置。這柴堆可不普通,它是經過眾人的精心設計。工匠們巧妙地將木柴排列堆砌成一個穩固方型結構,向外面的一面還有著精美花紋,這是老工匠為了這典禮而精心雕刻出的藝術品。每個人看到後都會讚嘆不已,這樣的柴堆才配得上一位大阿姜的葬禮啊!火葬的隔日早晨、等到所有火苗滅盡後,大會才將阿姜曼的骨灰骨骸收集起來。可惜的是,我已忘記葬禮是在國曆幾月幾日舉辦的。14

 

就我的記憶,阿姜曼的靈柩是在十一日時移置至柴堆上。在靈堂內,比丘們先帶領在家眾一起舉行了一個簡短儀式,請求阿姜曼原諒他們在搬運靈柩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冒犯。接著,抬棺人員小心地將靈柩抬起,緩緩向著廣場的火葬柴堆前進,而這畫面再次激發起觀禮群眾的悲傷情緒。看著阿姜曼的遺體最後一次被人抬起、被人運送,每一個人都不禁悲從中來。人們的眼眶漸漸泛紅,一些人更是直接哭出聲來。在這些深深敬愛阿姜曼的人群面前,靈柩緩緩前進,人們被迫再一次想起一位具備無量慈悲的聖者已離開了世間。靈柩越往柴堆前進,現場的哭聲越是淒厲。阿姜曼逝世之後,這個身體可是唯一能讓世人感覺到自己與阿姜曼還有連結的事物-這是阿姜曼在世間的最後一個紀念物了!阿姜曼已進入至臻至善的涅槃界,有軀體的境界無論多麼崇高,證得四果的聖者都不會再返回了-種種境界不過只是苦難的堆積而已。

 

敬愛阿姜曼的群眾又大哭了一次-阿姜曼為人們帶來了光明與智慧,人們肯定會大哭的。因為阿姜曼的教導,許多人們了解何為正念、何為因果;之後,在面對人生的善惡抉擇時,許多人們提起了正念並做出了正確決定,這改變了他們的一生!於是,人們怎能輕易放下阿姜曼的遺體,只希望遺體保存的越久越好。然而,靈柩已要放置在柴堆上,再不會延期了。人們只好把握機會,來到葬禮的現場,一邊觀禮一邊落淚,這是他們內心情感最真誠的表現。

 

或許,許多民眾在人生上並不順遂;但是他們有這個機緣,能夠見證一位已完全解脫煩惱、至高無上之聖人的善逝-這完全不是喪事,而是難得一見的吉祥善慶啊!阿姜曼早已掙脫輪迴,證得了有餘涅槃;現在阿姜曼只是放下了他在世間的殘留物,進入清涼寂靜的涅槃界,人們其實該為阿姜曼高興!但即使內心了解,民眾實在是克制不住情緒,他們希望能繼續享有阿姜曼的慈悲看顧-於是他們只能放聲大哭。也或許,人們是一邊哭泣、一邊思索自己何時才能找出逃離貪瞋癡魔爪的方法;但人們仍未到達這種程度,目前能做的只有以淚水來讚嘆阿姜曼的戒德與解脫。在失去最敬愛的心靈導師之後,淚水是這些佛教信眾宣洩澎湃情緒最好的方式。不管如何,他們真是一群值得讚揚的居士們。當阿姜曼靈柩被安置在柴堆上後,人們便強迫自己止住淚水與哭聲,盡量不讓會場的肅穆氣氛受到打擾。

 

到了13日晚上,大量的民眾便開始往火葬會場聚集。儘管會場周圍滿滿都是民眾,民眾仍持續湧入,直到再也擠不進來為止。每一個人都想要目睹這神聖的一刻,於是人們盡量調整出一個能讓彼此看到靈柩的角度。人們的視線都朝向阿姜曼的靈柩,他們不希望遺漏掉任何細節-這將是人們最珍惜的一段記憶。

 

火葬儀式準時在午夜時分開始。柴堆一點然後,一件奇特且美妙的事情發生了。不知為何,天空中竟出現了一朵雲,而且隨即在熊熊燃燒的柴火上方,降下了絲絲細雨。那晚是月圓夜,整個大地都披著一層柔和的月光,火葬會場與其周圍卻是散發著閃亮的金黃色光芒-那是柴堆上方的雨滴被火焰照亮後的結果。這場小雨持續了大約15分鐘,接著雲朵就慢慢消失在清澈的夜空之中。或許讀者們想知道我為何會認為下雨這件事很神奇?在農曆三月的這個時節,色軍府的夜空通常是沒有任何雲朵。若抬頭,人們看到的只會是滿天的星星或月亮。會那麼恰巧,那一夜在柴火燃起後,天空就飄來單一朵雲朵並且降下絲絲細雨?!我人在現場,我永遠不會忘記我那晚經歷過的奇景,所有在場的民眾都能夠證實此事。

 

火葬場上的柴堆不是用一般的松木柴或木炭搭建,而是使用珍貴的香檀木,捐贈者是來自湄公河另一邊的寮國信眾。為了讓火葬儀式更加完善,寮國信眾帶來了數量充足的香檀木與一些香料,柴堆是使用這些最高級的木料搭建而成。這柴堆燃燒的效果絕不亞於一般所使用的木柴或木炭,而且燃燒起來還會有一股濃郁的檀木香氣。為了確保火葬的順利進行,比丘眾與在家居士們都各自推舉出規劃與監督人員。從點燃柴堆開始直到最後的骨灰收集,整個儀式都在莊嚴的氣氛下圓滿達成。

 

隔天的早上九點,大會人員從灰燼中仔細收集阿姜曼的遺骸。15 較大的骨骸將分別贈送給與會的各府僧團代表,附帶條件是各府僧團必須將骨骸安置在合適且公開的神龕,好讓後人緬懷悼念。其餘的較小型骨骸,大會將贈送給各地的在家信眾。但由於人數眾多,只有極少數的居士能夠獲贈骨骸。就我的記憶中,那一天有20多個府的居士代表們獲得了阿姜曼的骨骸。

 

骨骸舍利的分配結束後,有另一件奇特的事情發生了,而這件事令我十分感動。這是在收集與分配骨骸舍利的代表們離開火葬場後,等在一旁的民眾,無論老少男女,全都衝上前去撿拾現場殘留的一些木炭或灰燼。人們把這些木炭灰燼視為珍寶,他們要帶回家珍藏起來,作為緬懷阿姜曼之紀念物。這場面是混亂的,每個人都爭先恐後地抓起地上的任何一塊木炭,或是用雙手掃起地上殘留的灰燼。到了最後,整個火葬場竟然變得非常乾淨,簡直像是用抹布擦洗過一般!離開時,每位撿到灰燼的民眾臉上都掛著微笑,他們的腳步輕盈,猶如獲得了至寶。另外,這些民眾的雙手是握緊的,並且都把手放置在自己的肚子前,一副正在保護自己掌中寶貝的模樣。如同其它在阿姜曼葬禮上發生過的許多事件,這樣的行為是人們情感的自然顯現,也格外令人感動。

 

在整理好行李、準備啟程返家之前,許多民眾會特地再來到火葬廣場處默哀致意-那裡可是阿姜曼身軀在這世間的最後駐錫地。人們會先叩頭禮拜三次,接著坐在地上默默思念阿姜曼的恩德。雖然已哭過許多回,人們此時仍不禁會潸然落淚。這一幕真是令人動容!在一位至善聖者的火葬之地,人們以淚水表現出最真誠的感激與不捨,這是再自然也不過的事。我也有同樣的哀戚與失落,我完全能理解人們的心情。等到默哀沉思一會之後,人們便會從地上起身,往廣場方向看最後一眼後便轉身離開,而臉上的淚痕猶在。下一位居士會接續空出來的位置,同樣先頂禮後再坐下默哀沉思。人們一個接著一個,這自發性的默哀行為持續了好幾個小時之久-真是令人感動啊!

 

這一段時間能有這麼多美好的事件發生,其中的關鍵正是人們的心: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物,也是促使事件發生的背後推力。多達數萬名的比丘眾與在家眾參與了阿姜曼的喪禮,人們克服萬難前來弔唁,他們向善的心就是這背後的推力。出於天性,這些人們受到阿姜曼的心的吸引,而阿姜曼的心是純然的正法-這是多少人們畢生的追求啊!阿姜曼的心就像是磁鐵,它吸引了各地良善的人們。或許,這些人們累積的德行還不算多,還與自己的目標有一段距離;但能夠前來並做出這些值得敬佩的行為,他們已創造出足夠功德,確保了下一世繼續為人的權利。相較之下,世間有許多人為了一己之私而汲汲營營,卻不知道自己正在前往地獄或畜牲道的路上呢!這些惡趣別的沒有,只有無窮無盡的苦難。重生至惡趣會嚴重減損心的力量。在惡趣一久,心所有良善特質都會消磨殆盡,想要脫離可比登天還難。

 

所有的事物,無一例外都會匯集到「心」:心是驅動這世界所有事物的原動力,心決定了人們在面對事物時或善或惡的抉擇。若某人的心傾向良善,那麼他所做的選擇必會為他帶來安穩,當下或未來皆是如此。在面臨人生道路的不同選擇時,向善者不需擔心,不管路途為何,它總會通向光明與富足。每一次的輪迴,行者不會落入惡趣,境界只會一次次增上,這更有利於善念善業的成就。終有一天,累積的善業將會帶領行者抵達修行的終點。以阿姜曼為例,他的心只受到良善、只受到正法的吸引。於是,阿姜曼能夠克服種種艱難,持續修行直至證果。可以說,阿姜曼的心是一切喜樂的泉源。

 

在逝世之後,社會大眾宣稱阿姜曼成就了「無餘涅槃」。無餘涅槃是一個特殊詞句,只用來描述已解脫所有煩惱之聖者的死亡。一般人身死命終,我們會以死亡稱之;若是佛陀或阿羅漢聖者,他們的死亡即是無餘涅槃。社會大眾普遍認為阿姜曼是當世的阿羅漢聖者,而他的死亡當然就是「無餘涅槃」。對於此觀點,我毫無異議,我百分之百同意人們給予阿姜曼最高的評價。這些年來,我有幸跟在阿姜曼的身邊修行。我聆聽他的每一句教導,我觀察他的一舉一動,我完全知道阿姜曼的為人處事,其中無一絲虛妄。我深受阿姜曼教法之恩惠,我確信阿姜曼所傳授之法即是「不死法」16,直接源自一顆純白潔淨的心。這樣潔淨的心絕非天生,也非一般人能夠具備。要明瞭這有多麼珍貴稀有,可先檢視一名普通人,列出他心中的全部垢染;接著再思惟要如何靠著修行將所有垢染剔除。而唯有大功告成時,這才是一顆純白潔淨的心-此外別無他法!已潔淨的心將永遠潔淨,永不背離正法。

 

再回到「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物」這句話,這是指「心」決定了世間一切事物的善或惡。若心是善,則事物是善;若心是惡,則事物為惡。在所有事件之中,心是第一男女主角,也是事件幕後的編劇與導演。若人們的心都偏向惡,那麼人們一有機會便會做出惡行,甚至毀滅整個星球也在所不惜。了解內心的重要性後,人們更應該花費時間在自己的內心上面,照顧它並適當訓練它,將它導向正途。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照顧好自己、照顧好這個星球。人們將能安居樂業,不去製造不必要的麻煩;而地球也將成為人間天堂,永遠擺脫紛爭與戰亂。

14. 阿姜曼的火葬儀式是在西元1950年一月31日舉行。

15. 在火葬中,極端的高熱會燃燒掉身體所有的軟組織,只有部分的骨骼與牙齒可殘留。骨骼在高熱下會破碎,並裂解成許多具有孔狀結構的灰白色小塊遺骸。佛教高僧死亡後的遺骸與骨灰,在火葬後會被人們仔細收集起來。之後,再交由僧團保管或分送給在家信眾珍藏。信眾們通常以「舍利」通稱這些骨灰骨骸。

16. 巴利文Amatadhamma字義是「不死法」,是涅槃的同義詞。涅槃已徹底解脫生死輪迴,自然不必再經歷任何一次死亡,故為不死之法。

By midmorning, reports of Ãcariya Mun’s death had spread throughout the adjacent communities; senior monk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of all levels had heard the news. All hurried to the monastery, anxious to pay their last respects to his body. While gathered there, they conferred with Ãcariya Mun’s senior disciples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the most suitable way to arrange the funeral. They were determined that it be conducted in a manner reflecting his exalted status as a distinguished ãcariya, greatly revered nationwide.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ranged to have news of his death broadcast over the radio and printed in the newspapers so that his faithful followers would have access to the news wherever they might be.

 

No sooner had reports of his death begun to circulate than groups of monks and lay devotees began pouring into the monastery from all directions to pay their last respects. From the time his death was announced until the day his body was cremated, a steady flow of visitors came daily to pay their respects. People living close by came and returned home the same day. But those living some distance away had to stay in the monastery overnight – transportation being less convenient then, than it is today.

 

During Ãcariya Mun’s earlier stay at Ban Phu monastery, the people who came to see him had offered so many gifts of various kinds it was hard to keep track of them all. The amount of gift offerings he received from the faithful was extraordinary – a trend which continued until the day of his death. Like rainwater in the monsoon season, donations flowed into the monastery in a continuous stream. In his lifetime he had always been the recipient of much largess, regardless of whether he was staying near a population center or deep in the mountains. Even when staying in the remotest locations, there were invariably generous people willing to make the effort to trek through thick forest so they could offer him something special. By nature, Ãcariya Mun was always generous and self-sacrificing: he gave away everything he was offered to assist others. He never thought of keeping things for himself and he never regretted his beneficence. He gave away everything he received, irrespective of what it was or how much it may have cost. In terms of actual poverty, perhaps no monk was poorer than Ãcariya Mun. The combined amount of all the donations he received during his life was prodigious, but the amount he gave away in charity was equally as great, if not greater. Whatever he was given, he very soon passed on to someone in need. Even on occasions when he had nothing to give away, he thought of other ways to be of help, though he did this unobtrusively. His beneficence often provided nearby monasteries with much-needed assistance. As the result of a life of self-sacrifice, even after his death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region continuously arrived with offerings to place before his body as it lay in state at Wat Suddhawat monastery.

 

Prominent senior monks, in consultation with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decided that it would be best to keep Ãcariya Mun’s body for several months before proceeding with the cremation. Agreement was reached that the cremation should take plac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axing moon in January of 1950. With this in mind, they arranged a special casket to hold the body.

 

At four o’clock that afternoon, a large crowd of laity, monks, and novices came to attend the funeral bathing rites for his body. When this ceremony was completed, his body, still draped in his monk’s robes, was wrapped in many layers of white cloth and placed respectfully in the special casket. The casket’s entire front panel was made of glass, allowing those coming from afar, who had never before seen him, to view his body. No one was to be disappointed. The community of monks, headed by Chao Khun Dhammachedi, decided to arrange nightly sessions of sutta chanting to honor him, accompanied by discourses on Dhamma, which were always well attended.

 

All the various functions connected with Ãcariya Mun’s funeral were organized with the generous cooperation of the local populace. From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business leaders down to the general public, all contributions were made in a spirit of geniality. Sincere in their faith, they took these responsibilities very seriously, never losing heart. From the day Ãcariya Mun passed away until the time of his cremation, the people of Sakon Nakhon put forth a concerted effort to make life as convenient as possible for the monks and novices gathered there for the occasion. They worked tirelessly, with enthusiasm, to insure that this huge funeral ceremony was an unqualified success, and spared no effort or expense in the process.

 

In the months leading up to the cremation, hundreds of monks arrived in Sakon Nakhon wishing to pay their final respects. Most then returned home, but over one hundred remained, residing in the monastery to help coordinate all the necessary arrangements. Despite the large influx of monks, local residents never felt discouraged; the faithful were prepared to support them each day with plenty of alms food. The lines of monks receiving food every morning seemed to stretch on forever, but people remained unstinting in their generosity from the first day to the last – on not a single day was alms food in short supply. Even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ample food offerings were always graciously provided to support the monks.

 

I witnessed the enormous sacrifices these people made during that period, so I feel obliged to record for posterity their charitable goodness and amicable cooperation. It made such a deep impression on me – I shall never forget it. I never imagined I would see so much patience, endurance, and self-sacrifice shown by one group of people. Having experienced this incredible outpouring of generosity firsthand, I want to express my admiration to the people of Sakon Nakhon: they possessed a magnanimous faith that never waned. Their grand hospitality has left me with a warm feeling of gratitude – an impression that will forever remain in my heart.

 

One had to sympathize with the monks and novices, staying at the monastery, who helped supervise suitable arrangements for all the people attending the funeral, and with the many lay supporters who toiled so hard, helping with the labor. Well in advance of the cremation date, monks and novices were already arriving in large numbers, while the cremation ceremony was expected to attract a crowd of well over ten thousand people. Several pavilions were constructed to house people, and as many kitchen areas as possible were set up around the grounds to accommodate the large crowd that was expected to attend this important occasion. Begun shortly after Ãcariya Mun passed away, these preparations were completed just in time for his cremation.

 

As the day of the funeral ceremony drew near, monks and lay devotees flooded in from all directions, their numbers swelling until those charged with receiving them were hardly able to cope. The closer it came to cremation day, the greater the multitude of people pouring into the monastery. In the end, no more space could be found to accommodate the hordes of people who kept arriving. By funeral day, all the huts were full, and the whole extensive tract of forest within the monastery grounds was crowded with monks and novices who had traveled from all over the region. Most of them camped out in the woods, their white umbrella-tents visible everywhere. A total of eight hundred monks and novices were camped out inside of Wat Suddhawat alone; several hundred more found shelter in nearby monasteries. In all, well over a thousand monks and novices were present at Ãcariya Mun’s cremation. As for the lay devotees, it was simply impossible to count how many were camped inside the monastery grounds. Over and above that, many more people stayed outside the monastery, sleeping under trees or out in the open fields. Many more slept in town, filling up all the limited hotel space. With the entire multitude finally assembled at the funeral pyre on cremation day, it was impossible to give an accurate reckoning of their total strength. At best, one could estimate that tens of thousands were in attendance that day.

 

And yet, strangely, amazingly, there was very little of the kind of noise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such a crowded ceremony. Only the sound of the public address system was heard, broadcasting the religious functions being perform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remation. Performed strictly in accordance with kammaååhãna tradition, there were no sideshows to entertain the crowd. The quantities of food, cloth, and other items, that were offered by devotees from all over the region to help the monastery with the funeral, amounted to a small mountain of goods. Hundreds of sacks of rice were offered, while the cars of faithful donors continuously brought food of all sorts to help feed everyone. The quantity of merit-making cloth, offered in honor of Ãcariya Mun, would probably have filled a weaving factory. I’ve never seen a weaving factory and I have no idea how big they are, but I am confident that this mountain of cloth brought by faithful follower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would have exceeded the capacity of any such factory.

 

I wish to apologize to the reader if this seems an exaggeration. I was somewhat carried away by a sense of pride I felt concerning the offerings of so many generous people. I never imagined that we Thai people could be so generous. But witnessing this wonderful display of munificence personally, I have continued to be amazed by it ever since. Self-sacrifice and bounteous generosity are hallmarks of the Thai people.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Thailand is but a small country, yet our compassionate tendency to engage in spontaneous acts of charitable giving is second to none. It is a tradition that is entirely appropriate for a country like ours with a Buddhist heritage that teaches us to have compassion for one another. On the whole, we Thais have always been a nation of warm, big-hearted people who tend to shun narrow-minded, stingy attitudes.

 

Nowhere was this more apparent than at Ãcariya Mun’s funeral, where faithful donors offered an abundance of items for general consumption. The bounty was truly extraordinary. The sizes of the enormous pots of rice and stew prepared each day were almost frightening. These pots were so big and heavy that several people were required to carry them to the pavilions where the monks gathered to eat. Due to the unusually large number of monks, many different eating places were set up to accommodate them. Most of them ate in large groups – thirty to forty monks here, fifty to sixty monks there – at locations set aside for that purpose within the grounds. Smaller groups of nine to ten monks ate together in the monks’ living quarters.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m were kammaååhãna monks who ate directly from their alms bowls, so large quantities of dishes and eating utensils were unnecessary, making it much easier to serve so many. Sets of dishes were provided only for the relatively few, prominent administrative monks and those accompanying them.

 

Once the pots of rice and stew had been offered, monks served themselves in order of seniority, placing rice, stew, and assorted sweets together in their alms bowls. This was normal practice – they invariably mixed their food in that way.  The religious faith of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e protective power of Ãcariya Mun’s spiritual greatness combined to ensure that food was always plentiful.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funeral, there were no instances of drinking or drunken behavior, no quarreling or fighting, and no cases of theft were reported. When found, lost articles were handed over to someone in authority who announced them over the loudspeakers. If the item in question was something valuable, the announcer did not describe it. He said merely that a valuable item had been found and urged the owner to come and claim it. Having correctly identified it, the item was returned to him. If the lost article was something common, the announcer simply described what had been found so the owner could then reclaim it. If it was money, he announced only that some money had been found, but the amount and its container – such as a wallet – were not mentioned. The owner was required to supply this information as proof of ownership.

 

The funeral ceremonies preceding the cremation of Ãcariya Mun’s body lasted a total of four days and three nights. The entire event was remarkable in many respects. To begin with, despite the enormous crowds, there was very little noise; no fights or wild, drunken behavior anywhere in the area, no pickpockets, and no thefts reported. Lost valuables were promptly handed over to the authorities; all monks and novices were calm, quiet, and very well-behaved. In any gathering of such size, it is unusual to meet with even one of these favorable conditions. Having them all combined in a single event was truly remarkable indeed.

 

Beginning at eight o’clock each night the monks assembled to chant suttas in honor of Ãcariya Mun. The laity then offered gifts of cloth to the monks, one of whom gave a discourse on Dhamma. Again the next morning after the meal, members of the laity began presenting traditional offerings of merit-making cloth to the monks, offerings which continued with no fixed schedule throughout most of the day. During the four-day period, there were so many faithful devotees, traveling such great distances, hoping to dedicate offerings of cloth, that it would have been impractical to restrict those offerings to scheduled times. The issue was resolved by permitting lay people who wanted to dedicate offerings of cloth to a monk, or a group of monks, to make their dedications as quickly and easily as possible. Those arriving with cloth to offer were advised to contact the announcer and specifying to him how many monks they required. Using the public address system was by far the most convenient method, since it was almost impossible to find a specific monk in such a large crowd in any other way. So if certain devotees wanted to invite a specific monk to come and receive an offering, his name was announced on the public address system. The announcer had a complete list of the names of all the monks in attendance. All visiting monks and novices were required to register their names at the announcer’s booth as soon as they arrived, and an announcement to this effect was broadcast on a regular basis. This policy allowed the organizers to make an accurate estimation of the number of monks and novices attending the funeral ceremonies. It also enabled the announcer to call out their names correctly when required.

 

Monks walked to the nearby villages, or into town, for alms every morning. The only exception was the day of the cremation itself. On that day, the laity made a special request that the monks collect food in the immediate vicinity of the monastery. The faithful lined up in groups at various plac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monastery, placing offerings into their bowls as the monks filed past.

 

The ceremony began on the tenth lunar day of the third lunar month and ended at midnight on the thirteenth lunar day with the cremation of Ãcariya Mun’s body. The special casket containing Ãcariya Mun’s body was placed on an ornate funeral pyre, specially constructed for the cremation. Built on the site where the uposatha hall presently stands, it was a four-sided wooden structure decorated with intricately carved motifs that skilled craftsman had created for the auspicious occasion. It looked very impressive – worthy of such a distinguished ãcariya. His remains were later collected on the morning of the fourteenth lunar day. Unfortunately, I cannot recall the day of the month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calendar. 14

 

To the best of my recollection, his body was placed there on the eleventh lunar day. As they prepared to move his body from the pavilion where he lay in state, the monks and the laity held a short service to ask his forgiveness for any past transgressions they might have committed. The casket containing his body was then carried solemnly to the funeral pyre, prompting a dramatic outburst of emotion among his followers as they expressed their grief once more. Watching his body pass by for the last time, the crowd looked on with long, sad faces, tearful expressions occasionally erupting in cries of anguish. It was a chaotic scene, his casket moving slowly through throngs of impassioned supporters, all mourning the loss of an exceptionally noble person who possessed such a boundless ocean of loving kindness. Many in the crowd wept openly as his body passed by. It was all they had left of him – the last vestige of conventional reality still associated with his presence in the world. He had entered the sublime, pure land of Nibbãna. Never again would he return to physical, bodily existence – the domain of tearful lamentations.

 

His devotees wept one last time – with affection and respect for a man whose Dhamma teaching had soothed their hearts and tempered their ignorance. Through his grace, they had gained the presence of mind needed to reflect on the merits of virtue and the failings of evil. Reminded of his great virtue, they longed to keep his body awhile longer as an object of veneration, though they knew this was now impossible. So they asked only that they be allowed this final chance to offer their tears and heartfelt emotions as tokens of their deep appreciation.

 

Although they may have been unfortunate in many ways, they did have the wonderful good fortune to witness for themselves the final farewell of a supreme sage, sublimely free of all kilesas – an extremely auspicious event that is rarely ever witnessed. Having transcended saÿsãra’s abundant misery, he had already reached the Ultimate Happiness of Nibbãna. Even so, they continued to hope that his compassion would be with them in this hour of sorrow – a sorrow that made them weep with longing for that noble being of unbounded virtue who was so dear to their hearts. They wondered when they would ever find a way to escape Mãra’s net and reached the safety of Nibbãna as well. But their time was not yet ripe. All they could do was extol his extraordinary virtue and honor his magnificent achievement with their tears. Such was the overwhelming sentiment of the Buddhist faithful as they mourned the loss of the monk they so revered. Only when his body had finally been placed upon the funeral pyre did they begin to calm down and grow quiet.

 

At midnight the funeral pyre was lit. In anticipation, such a mass of people had crowded in around the cremation site that no one could move. Packed tightly together, they pushed and pressed against one another trying to get a better look. All had patiently waited late into the night to have one last glimpse of his body – a memory to be long cherished by everyone.

 

Just as the funeral pyre was lit, something unimaginably strange and wonderful occurred. As the first flames began to shoot up, a small cloud appeared in the sky and began to rain ever so gently on the burning pyre. It was the night of the full moon. Bright moonlight was shining over the surrounding area, but the cremation site was suddenly bathed in a fine, misty rain. Softly sprinkling for about fifteen minutes, the cloud then gradually faded into the clear night sky. You may wonder why I think it so strange. Normally, at that time of year, the sky is completely clear; only the stars and the moon are visible. And so it was that night, until the funeral pyre was lit, when a small cloud floated over, sprinkling a gentle shower on the whole proceeding. I clearly witnessed this amazing event – such an extraordinary spectacle I’ve never forgotten it. Anyone who was there that night will be able to confirm it.

 

Instead of the usual pile of firewood or charcoal, Ãcariya Mun’s funeral pyre was made with fragrant sandalwood that ardent devotees had specially ordered from across the Mekong River in Laos. Having acquired a sufficient amount, they mixed it with incense, using this as a pyre to cremate the body. The results were just as satisfactory as those obtained by using plain firewood or charcoal. From the moment the pyre was lit until the cremation of his body had been completed and his remains had been safely collected, the whole affair was supervised by officials from the monastic and lay communities.

 

At nine o’clock the following morning the bone remains were carefully collected from the ash. 15 Bone relics were distributed to monks representing the various provinces in attendance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se relics would be placed in suitable public shrines in their respective locales. Fragments of bone were also handed out to members of the general public, but due to the size of the crowd, there were not nearly enough to go around. As far as I can recall, representatives from over twenty provinces took bone relics back with them that day.

 

When the colle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bone relics were finally completed, something indescribably moving happened that made a profound impression on me. As soon as the officials in charge of collecting the bones had finished their work and left, a scene of total confusion ensued as men and women of all ages rushed in to collect bits and pieces of ash and charcoal to keep as objects of worship. Everybody scrambled to get a bit of this or a piece of that, combing the ground around the funeral pyre for any small momento they could find. In the end, the whole area was spotless – as if it had been scrubbed clean. Walking away, each person seemed to be floating on air, smiling, over-joyed beyond words. All clasped some small keepsake in their fists, guarding their treasure jealously, as though afraid someone might try to snatch it away at any moment. Like so many other events occurring during the course of Ãcariya Mun’s funeral, it was an extremely moving sight.

 

Later, as their last act of homage before going home, most people returned one more time to the site of the cremation – the final resting place of Ãcariya Mun’s body. Prostrating themselves three times, they sat quietly on the ground for a few moments in an attitude of deep reflection, expressing their sense of loss with tears and quiet sobs in a way that was heartrending to witness. As I watched those people who felt such profound gratitude for a monk of surpassing virtue, I shared with them the same painful sense of loss. When their moment of quiet reflection was over, they rose and sadly walked away, their faces stained with tears. Other faithful devotees then took their places, solemnly paying their final respects, aware that they had lost the person they so dearly revered. And so it continued for many hours that day – it was an incredibly touching scene to watch.

 

The key factor here is the heart: the hear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world. People’s hearts were the primary force behind all the events I have just described. Tens of thousands of monks and lay people attended the funeral – their motivation for going came directly from the heart. Their hearts were instinctively drawn to Ãcariya Mun, for his heart was pure Dhamma – an attainment so sought-after that it induced good, moral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to come to worship him. Although their hearts may not have amassed as much virtue as they would have liked, it was still enough to create in them a tendency toward future rebirth as human beings. This is unlike the hearts of shameless people who seem to be vying for rebirth in hell or the animal world – types of birth that result in endless suffering. Rebirth in the lower realms of existence effectively debases the heart even further. Eventually, nothing of value is left to hold on to and all hope is lost.

 

All matters, without exception, converge at the heart: the heart is the driving force churning out the affairs of this world and determining the direction they take. If the heart is inclined toward goodness, everything a person does will bring contentment, both now and in the future. All paths branching off from the main avenue of goodness will invariably provide comfort and security to the virtuous wayfarer. Each rebirth will be a happy, prosperous one where hopes and desires are constantly being fulfilled. One day, that accumulated virtue is bound to lead to the most cherished goal of all. Witness Ãcariya Mun, whose heart was a wellspring of goodness from the beginning stages to the very highest one.

 

Ãcariya Mun has been widely glorified for his attainment of Parinibbãna. The word Parinibbãna is used solely in connection with someone absolutely free of all kilesas. When the average person stops breathing, bringing his physical existence to an end, this condition is known as ‘death’. But when the Lord Buddha or an Arahant dies, this is Parinibbãna. It is generally presumed that Ãcariya Mun’s death was also Parinibbãna, a conclusion I have no reason to dispute. I gladly yield to the verdict of all those fine people who have given him this prestigious epitaph. For many years I lived with him, listening closely to his every word, and I found nothing contradictory in his way of life or his Dhamma teaching. In truth, his teaching so profoundly impressed me that I am convinced it was amatadhamma, 16 emanating from a heart of genuine purity. A heart of such pureness is by no means inherent within human beings. To experience it, one must take the heart of an ordinary human being, then cleanse it until it becomes the pure heart of an Arahant – there is no other way. This purified heart then remains ariyacitta ariyadhamma forever.

 

Saying that the hear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world means that the heart is the decisive factor controlling all manifestations of good and all manifestations of evil. The heart is the principal actor, and the one ultimately held accountable for all actions. If people’s hearts motivate them to act in evil ways, the entire planet can easily be destroyed as a consequence. Thus, it is essential that our hearts should receive enough proper training and care so that we can safely look after ourselves and the world we live in. Then we will live in comfort, our lives free of undue disturbance; and the world will be a pleasant place to live, without the specter of strife constantly hanging over it.

bottom of page